为什么说真正的中医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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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挑西瓜的故事”说起-2


一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致使其竟敢丧心病狂地向有病的老人动手。事后曾多次询问内人详细情况，原来拉扯之间他冲我内人说了几句那天面阳台上隔热小板砖的裂缝是“断子绝孙的”干的，想不到内人竟然十分敏捷地立马回说道：说得对！那就是你了！！就是你自己干的！！！哦，好个“断子绝孙的”，原来是咒人不着，反而咒了自己，气急败坏而为之。弄传统文化的，连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起码常识都不知晓，还奢谈什么发扬光大？看来，这“四知堂”的后人、始作俑者没想到“还有神知”，是损人不利己的自作自受，到头来只好认命了！

后来，事情闹大了，想到遭此奇耻大辱，我也不客气，执意要学校领导解决，否则我决不罢休！主管部门交涉了快两个月，他不是推说上课忙，就是没时间。其实那女的就是基础医学院某中医实验室的实验员，课很少，男的更没多少课，经常在家，有时早上十时两个还在睡懒觉，真不知道这学校是怎么管理的？！最后跟主管部门的负责人说了硬话，如不让修，就采取最后措施了，到时只有他来求我！按《物权法》的规定，上、下楼之间是“利害关系人”，绝无不让修的道理。据说传我的话过去，权衡利害才勉强答应。

农民工何师傅来看了之后说，这与用与不用无关，用一次也是用。是卫生间便盘周围已积满一池水，必须挖开卫生间的地板进行清理。何师傅说：水有三条来路，一是便盘周围渗水；二是埋在下面的自来水管漏水；三是可能阳台漂雨水进来。分析得清清楚楚。

果如何师傅所言！是前两项。想不到这“中医研究生”的认知水平居然还不如老何这位农民工，这就是中医硕士、“漏嘢”博士水平？！其实，新厕所漏水的原因与旧厕所一模一样，楼上的不是不知道，不知道可以说是无知，知道了还寻衅滋事，如此阻挠，实属无耻！如此德性，如此低智，真不知其如何为师、如何为医？连起码的“物理观念”都没有，更别说什么“科学探索精神”了！如此思维，教学、临床能行？岂不害了学生和病人！此乃中医髙等教育之悲哀！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之前是在那里得罪了这一家子。回想起来，可能有三：一是出于好心，我曾跟他说过，你原来不是学中医的，中医原始学历是“自考班”毕业，要多补临床实践！自从到教务处工作开始，几乎对每一位新来的中医教师我都是这样要求的！而且学校教务处有明文规定，中医基础课的教师，每年没课时间都得上病房〔不是仅坐坐门诊的“甩手郎中”！〕搞临床。老处长也认为中医不像西医，本来就没“基础”与“临床”学科之分。学校领导也多次想把中医临床基础的伤寒、金匮、温病等学科划归附属医院管理，象广州中医药大学一样，开设专门病房，以求伤寒、金匮、温病“理论”与中医临床“实践”相结合，只是受到来自这些学科方面的诸多阻挠和反对，一直无法实行。心想这事没有错，“熟读王叔和，不如临床多”，这也是出于对病人的负责。二是有一次为他老婆的劳务费问题，他到我和小S书记的办公室发狂发飙，说要杀人了！我说，教研室的分配方案，是由教研室全体教职员工按学院的分配原则讨论制定的，我们可管不了，要改也得经过教研室全体人员讨论通过，不是某个人说了算的事。他竞大发雷霆，我只好气愤地说有本事你就去杀好了！但我心里还真怕这“湘西人”干出点什么来，一再交待小S书记和教研室主任要多加注意防范，因而从此之后对这人也就没了什么好感。三是好象是报考其母校的什么只稍读四个月就可拿到学位的“漏嘢”中医博士，他与小T一起来到我办公室，说是没法与当官的竞争，想要我帮忙。这本来就是件“弄虚作假”的事，不是从正常渠道报考，而是拿银子的所谓“委培”，买个“帽子”的事，我说这“忙”可没法帮！或是因为上面有意给某中医愽士佩备助手，有意想叫他干，他不愿干的事；或是因为那天让我看见，早上十时两狗男女还在睡懒觉心中有所记恨什么的……。真是莫名其妙，不可思议！

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同意教研室多数人的意见，坚决不要！回想当时学校人事部门推荐来试讲考核时，我看在座的人谁也没听懂他在讲什么。可人事部门的人多次电话催促，教育部那“洲际捣蛋”搞的所谓“本科教学评估”追着要凑够高学历师资的百分数，而学校人事部门的人竟然还隐瞒了第一附属医院考核之后不要此人的事实，才让他混了进来。更不应该的是后来还按人事部门的要求安排了其下岗的老婆。回想起来，误用恶人！这是我一生中做得最错、最糟糕的一件事情，老师和邻里们都说，真是引狼入室好心遭雷劈。

内人说了，坚决不搬，看他如何动作！我说算了，惹不起，还躲得起的。搬吧！内人还是坚持不搬。真是“家有恶邻，不得安宁”！如今是说也说了，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如若再玩出个什么花样来，只能用孔庆东教授那最后的招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了！这话，我跟栋长、学校离退处、工会和基础医学院的头儿们都说过，有言在先。一再交待内人，我不在家，如有什么动作就打110报警！并及时电告我！

即便如此，我还是心存有幸。因为这事教育了我，使我懂得了什么是“恶人”。由于受到“欺骗”和“伤害”，使自己增长了见识、磨练了心志，懂得了什么叫“人至痞则无敌”的道理。

我在这里似乎谈得多了一些。人的一生之中令人烦恼的事多着呢，大多都会顺势而解，时间久了，可能踪迹全无，只有自己知道，不说别人也无从知晓，但我还是说了，并写了出来，让大家都知道，目的是为了还原真相。总之，我不欠谁的，一句真话要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其实，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心中有气，不吐不快！

说的还是从“挑西瓜的故事”所想到的，没有离题。

西瓜不切开不知其味；卫生间不挖开不知其漏水的原因；人有病千万不能“望闻问切”只看四象；更不能以“看什么？怎么样？开点药！吃！”“三句半”式简简单单地打发病人了事；人品德性好坏也不能只看表面。道理就这么简单！可真要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重发 京且）

去 圣 方 识 真 仲 景 [原创 2010-07-24 21:12:52] 写下这个题目，便想到将来会获得一片骂声。“数典忘祖”且不说，更要紧的是可能会砸了人家的饭碗。古井本无波，庸人自扰多，但还是写了。 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我们自己造就了太多的圣人。这些圣人虽可作我们精神上的楷模和偶像，但他们时时刻刻又反过来左右着我们，并一直左右到今天。使我们的思想、行为深受束缚，停滞不前，不能与时偕行，更不能有所超越。倒不是说笔者有什么一定要坚持，也不是跟谁过不去，只是想本着自己的良知，说几句再普通不过的话。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其“本来面目”！从而让人们知道，这世界上真没有什么圣人。我们心目中的圣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其实跟我们现在一样，都是普通的人。难怪王阳明先生说，人人皆有良知，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所以啊，在他老人家看来，中国的圣人滿大街都是！ 到中医学院念书之后，才知道中医业界将张仲景称为“医圣”。先是读了《中国医学史》、《医古文》、《内经》等教科书，心里琢磨着怎么是他呢？怎么不是巫彭、巫咸；不是神农、黄帝、岐伯……；不是医和、医缓；不是扁鹊、仓公、华佗呢？后来，读了《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相关注家的论述方才明白，之所以称之为“医圣”是因为张仲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首先提出了所谓“六经辩证”及“脏腑辨证”的方法和原则，为中医的“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再后来，看了温病学的有关著作，学完了中医相关的课程，读了些史书，当上中医生，历练了一段临床实践之后，心里就更犯嘀咕了。 除《伤寒杂病论》之外，历史上流传至今还有两篇与之有关的“序文”。一是晋代太医令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伤寒论》中收入的所谓张仲景的自序《〈伤寒论〉序》〔后文称为《自序》〕，说明作者从医的原因，撰写此书的缘起，强调了医德医风。再就是到了宋代，林亿、髙保衡等人重修宋本《伤寒论》中的《宋刻本〈伤寒论〉序》〔后文称为《宋序》〕，简单介绍了仲景的生平，称赞其医术高明及重修宋本的重要意义，但毕竟已是宋人之作。而今能够反映当时历史背景，唯这两篇《序》了。除非《自序》为“伪书”，否则，它对研究《伤寒论》，研究张仲景本人和那个时代的医疗技术的产生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事人所写下的“序言”应当是研究该书历史背景不可或缺的基本素材。其它则多为零星记载、间接文献。明清时期，虽有李濂《张机补传》和陆九芝《补后汉书张机传》等文，但信度不髙，颇多争议。后世注家、野史以及当今南阳“医圣祠”纪念馆中张氏生平简介和故事新编等等，倒是记载不少，多是溢美之词。从王叔和开始，到那许许多多后来的人都是学舌，直至明末清初“温病学派”的崛起才稍有微词。 据南阳“医圣祠”纪念馆介绍，相传张仲景乃东汉南阳郡涅阳〔现河南省南阳市〕人氏，名机，字仲景，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年至154年〕，卒于建安未年〔约公元215年至219年〕，活了七十岁左右。汉灵帝时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他勤求古训，集前人之大成，博采众方，写出了不朽名著《伤寒杂病论》。据传其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但这些都早已散失不存。《伤寒杂病论》原书也早在古代兵火战乱中散失，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张仲景的著作说是经过了晋代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及宋代医家注释校订过的版本，已被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 据传张仲景对伤寒病的辨证治疗，首先提出了六病辨证论治的原则和方法，他将疾病按证候群分为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等三阴三阳六大类型，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形成了当时较为完整的治疗外感热性病的辨证论治体系。同时，他在内、外、妇、儿等杂病的辨证治疗上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详细地阐明了中医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辨证的方法及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多种治疗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所谓独特的中医学思想理论体系。 该书不仅为国内历代医学家所尊崇，而且还为日本、朝鲜、欧美诸国医学家效法，被誉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医门之圣书”。医林后学都奉之为“医中之圣”、“万世医宗”，认为“仲景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为医”。至今，《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所开设的中医临床基础课程。 张仲景死后，人们在南阳城东关修建了“医圣祠”作为張仲景的墓祠纪念地，笔者曾有幸一游。这是一组具有汉代艺术风格的建筑群，整个布局独具匠心，格调髙雅，只见雕梁画栋，绿树翠柏，清雅密静，可谓博大雄浑，巍峨壮观。正门上方是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医圣祠”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步入门庭是陕西中医研究院著名老中医黄竹斋先生早年撰写的《医圣张仲景传》。两侧是任应秋先生题写的一幅对联：上联是“阴阳有三，辨病还需辨证”，下联是“医相无二，活国在于活人”。前来拜谒的人们络绎不绝。据传当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每届新领导上任之初都要先到此朝圣一番，而不是“西柏坡”！ 可不知为什么？这位曾经官至“长沙太守”的“名医”、“医圣”却在“正史”中没有他的“传记”。查遍《二十四史》及《二十四史记传人名索引》，既找不着“张机”，也找不到“张仲景”。且不但没有“传记”，就连医案、验案留下的亦甚少。据《宋序》所云：“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仍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说的是《汉书》没有他的“传记”，只是在《名医录》中简单提到其生平。《名医录》是唐代甘伯宗所写的一本书，早已失存，我们今天巳无法再看到这本书了。可同时代的名医华佗〔其生年现无确切考证，卒于公元208年〕，却在《后汉书》的《方术传》，及《三国志》的《方伎传》中都有《华佗传》，所留医案，共达二十六则之多。如今，坊间还流传华佗曾看过仲景之书，并留下“此真活人书也”的叹说。倘真如此，仲景却无“传记”则更不可思议了。历史上的“长沙太守”，象孙坚、苏代、张羡、张怿、廖立、韩玄等人，在《二十四史》中也都有“传记”。为什么独缺张仲景呢？名不见经传是因当时名气不够？或是……？ 《自序》开篇第一句说的是：“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概然叹其才秀也”。扁鹊髙超的医术，令张仲景非常钦佩！扁鹊是什么人？据《史记.扁鹊仑公列传》所云，则近乎神仙了。他是用“上池水”服了“非人”长桑君所赐给的“怀中药”，并得其“禁方书”之后，以得道、“知物”，是为良医的。据史载扁鹊所医治的齐恒公、赵简子、虢太子、秦武王这些人时空相距四百余年，难道扁鹊真是活了400多年的什么鸟不成？仲景所钦佩崇尚的人乃“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之神仙也。相传张仲景所诊治过的最有名的人，是“建安七子”之首的文人王粲，即王仲宣。这也是其所留下仅有的医案之一，此案与扁鹊医治齐恒公一案可谓异曲同工，故事雷同，都是“望而知之为之神”的功力。 《自序》紧接着又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文末还再次强调：“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先说的是奉行孔子“生而知之”的原话，接着说，我平素爱好方术，请让我奉行这句话吧。这“方术”可绝不是现行《医古文》教科书上所释的“泛指方药医术”，而是“方士之术”。否则前句中为何将“留神医药”与“精究方术”二者并列重叠陈述！“方术”即中国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消息变易、五德转移终始、五行生克乘侮之说来推测、解释君王和国家的吉凶祸福，人的气数命运生老病死的所谓医卜星相、奇门遁甲、炼丹、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等之总称，是同宗教、神话之类幻想联系在一起的。

去 圣 方 识 真 仲 景-2

《伤寒论》中之三阴三阳说是根据《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及其演变加以总结，这三阴三阳实为《易》之父母卦与子女卦。乾为父，坤为母，其余六卦皆乾坤所生，共三男三女。震为为长男，坎为中男，艮为少男，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兑为少女。卦虽以父母子女为比喻，但却内寓所谓天地阴阳为万物之母，阴阳交合乃生万物，从无形到有形，万物之体行形于外而炁〔气〕行于中的奥理。男为阳而女为阴，《易》中之长男、中男、少男、长女、中女、少女、即六经之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雏形。天生六气，人病亦然，因而阴阳有三，六病是也，多一少一，皆不可行。其实，《伤寒论》从头到尾讲的是“六病辨证”并无“六经辨证”之意，“六经辨证”只是后人杜撰的所谓归纳总结。

而“六病欲解時”，如“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等，实为时序、时位；所谓青龙、白虎、朱雀、真武、理中等方名则为东、西、南、北、中之方位、位相，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理中居其中”也。乃至每一方剂中药物的味数，每味药的钱、两数，甚至生姜的片数，大枣的枚数无不渗透着“河图洛书”数，含“阴阳象数”之意。张仲景到底是医生还是方士？其所施之术是医术抑或方术？其实，汉儒经学，《易》推阴阳，《春秋》言灾异，《老子》亦明吉凶祸福咎生死之故。所以汉未儒生、医者莫不兼方士，方士莫不通道学。是医、易、道三者兼容并蓄，有着不可分割，血肉紧密相联的关系。

还是让我们遵循仅有的一些史料，沿着《自序》与《宋序》的历史轨迹，去寻找和把握历史的脉络，回到历史的现场吧。

约公元150年张仲景生于南阳郡涅阳张寨村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汉恒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师从同郡张伯祖，学习医术。同乡何颙曾赏识仲景的才智和特长，曾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见《太平广记·何颙别传》，实则是何颙在赞自已的预测能力〕。其师张伯祖“性志沈简，笃好方术，诊处精审，疗皆十全，为当时所重”〔见张杲：《医学》〕，是当时极有声望的医生，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十都能痊愈。何颙曾在《襄阳府志》中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仲景医名大振。据《宋序》所记：“张仲景……《名医录》云：‘……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据此而言，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张仲景此时已40多岁，习医快30多年，如前所述种种溢美之辞，该是医术精于其师而大名鼎鼎的“名医”了。

可其在《自序》中却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是“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年----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疫病流行规模最大。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还不到十年，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不到十年间，这位已经46岁快56岁，习医36年快46年的“名医”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中三分之二的人，一个个相继而逝去！而且其中七成是死于自己所熟知的外感热病——伤寒病。这位“名医”怎么了？怎么不灵了？怎么就不能“识用精微过其师”，“疗皆十全”！是遇上了新问题！还是……。

“生灵涂炭，横尸遍野”。可见当时战乱风起、災情频多、疫病流行、肆虐之甚，生命之脆弱，医术并不昌明，更无有效验方、验案。《自序》中写到当时的医生毫无办法。张仲景于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说，合十六卷”。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到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用了五年的时间 ，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北京中医药大学郝万山教授认为该书成书于公元200年前后。而北京中医药大学杨维益教授却认为现行《伤寒论》是一部汇集古代各家有关伤寒病论治〔包括张仲景的著作〕的伤寒学专著。成书时代，可大致推定为唐代。等等说法不一。

《伤寒论》无论是书成于族人染病之中或之后，张仲景作为族人之中一名行医数十年久负盛名的医生都有推脱不了的干系，而愧对族人。如果书成于族人染病之中的公元200年前后，即建安五年前后，只能说明是书在治疗伤寒病上毫无指导作用。如果书成年代是在唐代，则《伤寒论》乃至张仲景本人都是子虚乌有的一桩千古疑案！

张仲景所谓“勤求古训”之“古训”乃《自序》所述的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几本此前早已有了的所谓“医经”，除《胎胪药录》已失存外，其它几本如今都还能找到，即《自序》中所云，上古“神农、黄帝、岐伯、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长桑、扁鹊”，汉“公乘阳庆及仓公”等人所谓“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之经旨所论述的“阴阳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气化论”、“正邪论”、“辨证施治”等理论以及根据气运和所出现的证候而确立治法、选药、制方等方面的认识。所谓“博采众方”之“众方”，多是依据上述“古训”、“医经”中的治则、治法等等“用药模式”以及“选药原则”所推论而制定的处方。果真管用的话，此前此后疫病流行，就不至于死那么多人了！所谓“众方”更不是经过临床验证有效的“经验用方”之总结，只是所谓“医经”上所载的“经方”而已。否则论中原文所描述的就不会出现从阳到阴，从三阳到三阴，从太阳至厥阴〔或是少阴，至今仍争论不清！〕，乃至最后“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衰变过程。最后只好乞求于病人正气渐复，病趋好转，由三阴经转出三阳经或正气来复的“六病欲解时”的等待之中了。

再从论中诸多原文都涉汗、吐、下、温针等治法错误导致病情恶化的所谓“坏病”来看，与其说是作者“纠偏”，倒不如说是作者试探性治疗之后出现的“失治”、“误治”问题。是“方”不对“证”？或是“方”根本就不能治“证”？或是事后进行的弥补性治疗？倘将论中部分原文联起来看，串起来读，则不得不令人疑其乃仲景个案病人治疗过程之记录。

说明当时对疫病的治疗并无十分有效方法，只是对病情演变及治疗过程的陈述，处方用药都是试试看的把式，并非王叔和一百多年之后所说的“对病真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只是根据几本古医书的所谓理论并运用古代哲学的所谓思辨方法和纯理论思维推衍而成，所以其对临床医疗实践的具体指导意义是非常有限的。

如今，有人认为中医只注重临床经验陈述，而忽视理论的总结。其实不然，上列所述之“古训”，乃至《伤寒杂病论》都是中医理论的经典，只不过这些理论都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理论，是“为理论而理论”的理论，而不是从“有效的临床医疗实践经验”中认真总结提升出来的“科学理论”。多是古人“坐而论道”、“空谈理论”的产物。有道是：“有实践而无理论不能成为科学，有理论而不能指导实践那就是空论”。

正如其《自序》中所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说的是，即使不能全部治好各种病，也许可以用它在看到病状时就知道发病的根源，如果能探讨清楚我所编写的这部书，理解了的问题就超过一半了。这话中“虽未能尽愈”、“庶可”、“若能”等说得都还算中肯实在，没有把话说绝，但“见病知源”、“思过半矣”就不好说了。从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连仲景本人也深知其“所集”的局限性，仅只是“过半”而已，“虽未能尽愈”，并非谦辞。试问这样写出来的书，又怎能为“万世不朽”的“方书之祖”、“活人之书”的“传世之宝”呢？其实，即便是有经验依据也不等于就有了历史依据和科学根据。

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l5次，魏晋l7次，隋唐17次，两宋5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又据中新社北京2005年4月5日报导〔曾利明、秦秋〕：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等单位的调查研究表明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间，中国平均每四年就有一次大的疫灾。且不说《宋序》所云：“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也不说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所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但从宋以后国家校正医书《伤寒论》十卷，颁行天下，世人皆晓，习医者甚众，可疫灾的发生仍呈逐渐增加并加速发生的趋势，死亡的人数就更难统计了。

据笔者所知，历史上宋以后因为自己或家人有病，被庸医治死或治坏，因而发奋学医的就有：许叔微、李杲、李中梓、方有执、吴有性、吴鞠通、周树人、恽铁樵……等等。他们为什么要自己学医？是因找不到良医之故也！《伤寒论》怎么就不能解决问题呢？不能“见病知源”、“思过半矣”？不能“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生……”了。可见《伤寒论》这学问并不能通经致用，也不能经世致用。

《明史》记载瘟疫大流行23次，死人多少，难以计数。在这23次大流行中，还没包括公元1641年的大流行。可见历史记载有相当多的遗漏，也与邓拓先生的统计有所出入。1641年这次疫情遍及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省，江苏吴县一带疫情很严重，当时诸医用伤寒法治疗没有疗效，死亡者甚众。据《吴县志》记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当地名医吴有性先生对此非常痛心，他在其著作《温疫论》的“原序”中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崇祯辛巳〔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必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感之轻者，尚获侥幸；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者不可胜计。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仿惶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

到底是“古法不合今病”？或是“不死于病，乃死于医”？或是“死于圣经之遗亡”？或是吴有性根本就没得仲景《伤寒论》真传和要旨，不能寻其所集，而错怪了仲景？

其实，明清时代众多医家中质疑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伤寒论》有遗亡、错简并非“仲景旧论”的绝非吴有性一人。早在1589年明人方有执就认为王叔和重为编次巳有改移，及金代成无已作注又多窜改，二家之误弥失其真，故力主“错简重订”。清代名家如张璐、喻嘉言、吴仪络、周扬俊、黄元御等均拥其说，而为“错简派”之代表。清人姚际恒也在其《古今伪书考》中将《伤寒论》列入“真书杂以伪者”一类。他说：“伤寒论，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集。此书本为医家经方之祖，然驳杂不伦，往往难辨，读者苦不得其旨要。予友桐乡钱晓城煌谓此书为王叔和参以己说，故真伪间杂，致使千载蒙晦”。有人甚至直言其为王叔和所编造之“伪书”！

《伤寒论》究其成书年代久远，几经显晦，数为变易，巳非原貌，版本不少，内容出入，注家甚多，假借运气，附会岁露，掺杂他说，歧义诸多乃至后人对《伤寒论》的成书时代都表示诸多质疑，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还有人提出所谓要“于无字处读出有字来”的荒谬见解,认为如不在无字处下功夫,就难以弄通原文的精神实质,甚至发生误解，因而塞进了不少私货，真所谓一人一伤寒也。连“伤寒大家”们都没搞清楚弄明白的事体，自然会给后学者增添不少麻烦和困难，更勿说用之于临床实践了。难道真如当今“易理堪舆学”专家江心岛先生所说，“国学经典都是后人篡改的回锅肉”！这多次回锅肉，肉量虽没多没少，只是味道变了，更可能的是本来一盘小炒肉，经过名厨大师们精心烹制，不断添加佐料，弄出了一桌“滿汉全席”来。

去 圣 方 识 真 仲 景-3 面对真伪、遗亡、错简总应该有人指出，有人争论，有人辨析。每个人都有一把评判的标尺，在质疑中才会更加接近真相。否则只能希冀在未来的考古发掘中找出如同《武威汉代医简》般的汉简版《伤寒杂病论》真书来！ 《清史稿》记录从公元1644年到1872年，228年间，瘟疫大流行，共计91次。凡是发生在同年，不同地区的，只算一次。死的人数也难以估计。当时，尚无“计划生育”，一对夫妇，生多个孩子的，是极为普遍的情况，能成活一半就算不错了。如果说，庶民百姓贫寒穷困，缺医少药，帝王家总不至于缺这少哪吧？而且熟读《黄帝内经》、《神农本草》、《伤寒论》、《金匮要略》乃至“温病学”等等中医经典的“御医”不少。可帝王家的子女夭折的又有多少呢？清代自顺治帝定鼎北京到宣统帝灭亡，共经历了十位君主。除同治、光绪、宣统三帝没有子嗣外，其他七位皇帝总计生有子女146人，平均每人生育21人。其中15岁以前即夭折的竟达74人，占到了半数以上哦。 战争虽可大批地死人，但战争死人其实远比瘟疫的杀伤力要小得多，战争死人是可以控制的，不打仗就是了。可瘟疫怎么控制？它会持续地、接二连三地传染、蔓延，瘟疫的杀伤力却是经常的。就是普通疾病的杀伤力也很大，例如伤风感冒，治之不当，可并发气管炎、肺炎等等疾病，不少婴幼儿就是死于并发症。所以历代中国人口数量始终处于低位，古人的平均寿命大大低于现代人，而病死率却远远髙于现代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据有关资料记载，全国解放初期人均寿命还不到现在人均寿命的一半。 清代，由于温病学派的崛起，张仲景《伤寒论》“六经横传”说教，受到叶天士《温热论》的“卫气营血传变”，吴鞠通《温病条辩》的“三焦竖传”的冲击。 汪廷珍在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作《汪序》时，曾托于昔淳之口，作了如下描写：“人之所病，病病多；医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于温病者矣”。他说，当时由于导致人生病的原因很多，所以疾病的种类、病人的数量也都是非常之多。而医生的治病方法，却非常之少。病人多而治病的方法少，没有什么病比温病更利害了。说到当时对疫病的治疗时，他又说：“轻者以重，重者以死。幸免则自谓己功，致死则不言已过，即病者亦但知膏肓难挽，而不悟药石杀人”。说的是当时医学的荒唐治法，把病情轻微的治成病情严重的，把病情严重的治成死亡的。对那些幸免药死、侥幸活下来，自己慢慢痊愈的，医生就会贪天之功，据为已有。医生无论治死多少人，都不去承认自已有过失，不担负任何责任。愚昧和无知，充斥世间。不但医者不担负任何责任，就连那些病入膏肓、濒临死亡的患者，也绝对悟不出医药可以杀人的道理，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责怪医生。于是，这种医学的“怪圈”被奉若神明。他说所以“父以授子，师以传弟，举世同风，牢不可破。肺腑无语，冤鬼亱嗥，二千余年，略同一辙，可胜慨哉”！他还找出了“病死少数”、“治死多数”的原因，历数了发表、消导、攻下、温补等治疗方法的罪过。 朱彬在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作《朱序》时也说道：“其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九”。说的是当时死去的人，十个人中大约有二、三个是死于疾病。十个人中大约有八、九个是死于医生之手。 可见汪廷珍、朱彬等人对此前的医学总结批评可谓入木三分、犀利泼辣、有贬无褒、根本予以否定。 纵观历史。汉代并没有人为张仲景“封圣”，否则《后汉书》、《三国志》必有记载，为其作传记。张仲景本人也没有自封。以后晋代王叔和在重新整理编次《伤寒杂病论》，将其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著作的过程中只称“今收采仲景旧论，对病真方”，竞呼“仲景”，丝毫没有谈到其为“医圣”。晋朝皇甫谧将伊尹称做“亚圣”，而称仲景的著作，只是伊尹《汤液经》的扩展和补充而巳。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虽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也是直称“仲景”，而没有把他称为“医圣”。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校勘刻印《伤寒论》，林亿、高保衡等人在《宋序》中也没有把张仲景称为“医圣”，只不过是说他继承了古代大圣人的意志。再后来成无已在《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两部著作中也只是说张仲景做了类似圣人的工作。公元1182年金人刘完素在其所写的《素问玄机原病式》一书中才明确提到：“仲景者，亚圣也”，是仅次于圣人的人。公元1526年李濓写成《医史》，他在书中也说仲景被“论者推为医中亚圣”。直到公元1589年明人方有执在其《伤寒论条辨》一书中才直接称张仲景为“医圣”，说：“……称仲景曰圣”。这方有执之后，称仲景为“医圣”的才慢慢多了起来。可见这“医圣”乃仲景身后1370多年为后人所封，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逐渐添加慢慢层累地造就而成。 古之医书汗牛充栋，且不说《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中“医家类”的传记和书籍，单清人陈梦雷等所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就收录了520卷，120种，950万言之多，可谓博大精深。叶天士师从十七人，可见其“三人行必有我师”之谦虚好学。但从另一方面难道不正好说明了当时真正有用的医书太少，有真才实学的师傅不多，乃至“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吗？ 如今神州大地56个民族56个医，再加上儒医、释医、道医和现代医学等都快60个医了。可仍不能抵御艾滋病、禽流感、非典等等疾病的侵袭，时下甲型H1N1流感又来了，究竟是为什么？！通观近年来，国家就上述每次疫病流行所公布的中医药防治处方，已无法从中寻找得到《伤寒论》“经方”的踪影。 鄙人所读中医伤寒类的书籍不多，但凡认真细读，就会发见，几乎每一部著作的“自序”或“他序”中，说到作者写作动机和背景时，都会先说一通前人仲景著作如何如何之好，而紧接着便是“但书”。但有何不足，但有何欠缺，现以补之正之云云。或“仲景之书辞义古奥，虽经诸名家之注疏，亦未能尽晰其理”；或“然其书专为伤寒而设，未尝徧及于六淫也”等等。是先予肯定后予否定，继而就是看作者自己的功夫本事了。这一方面故然可见客观世界不断地向前发展，先前的医学有其滞后性和局限性，人们对医学的求索永无止境。另一方面似乎还有点什么不便说出来。我揣测这后世为仲景“封圣”者和众多《伤寒论》注家，是否自己早就想当“亚圣”或“半仙”了！故托古说今，弄出个“‘六经’注我，注自己”的招数来，于是塑造了一个“医圣”，为自己的“未来”铺垫开道。 笔者曾从事过中医《温病学》的教学工作。学生们每每问及伤寒与温病的关系，提及《温病学》是否是对《伤寒论》的怀疑与否定时，从不敢轻言，总是“为圣者韪”！只能按教科书所说，《伤寒论》乃《温病学》之源，《温病学》乃《伤寒论》之发展。从麻黄、桂枝到银翘、桑菊，一脉相承也。好在，学生们大多也明白，这可是中国人的一贯说辞。以此类推，则巫祝为源，《伤寒论》为流，医巫同源也！则“精究方术”、“宿尚方术”，是为正统。 但仔细研究其《自序》，不难发现张仲景既不“始终顺旧”墨守成规，也不“钦望巫祝”迷信鬼神，而是谋求进步与发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当时墨守“传统”，“巫祝”盛行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说，张仲景是是典型的“改革派”和“创新派”。可如今现代人不迷信张仲景，不迷信《伤寒论》，稍为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却被斥之为“大逆不道”、“数典忘祖”的反传统了。岂不怪哉！可千万别学了庄子，看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之后，就得出了根本否定不断认识自然的错误结论。其实，自然和社会都是发展的，人们对它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没有止境、无穷无尽的。谁要是自以为已经掌握了天下全部真理，谁就会深陷困境，那就大错特错了！ 但观明清以来，乃至民国时期的疫病史。尤其是1918年—1919年的世界大流感及其在中国流行之状况。吴又可《温疫论》虽创病从“口鼻而入”之“戾气”说；叶天士《温热论》创“卫气营血传变”之论；吴鞠通《温病条辨》也创建了病由“三焦纵传”的新见解。似乎都在企图开辟一条新途径，谋求有所突破。但是，它们始终仍然无法跳出中医理论那虚无玄妙的氛围，没能逃脱空洞的说教，冲破歧黄灵素、六病传变的束缚。最终未能改变吴鞠通本人所谓“其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胜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乃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之说。也未能改变汪廷珍、朱彬在为其《温病条辩》作《序》中所描述的“病多而方少”的基本情况，仍然延续着“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九”的基本格局和无奈。 前人如何为，我们已管不着啦。我们自己如何做，后代人又该如何做，倒是应当好好思量思量了的。看来，人们的研究不能仅仅仃留在中医学上，更应该往更具体更深层次去考虑考虑人为什么会生病？探讨中国历史上疾病的演变，药物的更新；研究一下几千年来中国疾病谱的变化，寻找出疾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以及当時所用药物的疗效到底何如来；看看这“古病”与“今病”、“古法”与“今法”、“古方”与“今方”、“古药”与“今药”究竟有何不同。 老祖宗的书故然要读，但单靠老祖宗的东西“以不变应万变”是不行了的。就人类的认知水平而言，越古老的东西，肯定越存在着局限性。古人所取得的那些成绩，早就被后来的人加以消化，去粗取精了。古人不可能比现代人知道得更多，更谈不上比现代人更聪明，否则就不会有什么进化可言了！人类总得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永远不应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我们讲中华文明，讲传统文化，讲国学研究，导向究竟应该面向哪里？不应将人们引导向往后看，往后走，而是要引导人们勇于面对现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担负起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千万别再玩概念、瞎折腾了，弄出个“中医什么化”和“西药中药化”来。贻叽大方，且误后人！ 有道是：“华佗无奈小虫何”！其实，同时代的“医圣”也不显灵！如此观来，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张仲景只是汉代一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有正义感而且观察仔细、尽职尽责的医生。据传写了《伤寒杂病论》书一本流传至今，成为中医辨证论治奠基之作。亳无疑问，张仲景应当是中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从其“自序”所叙，可见其对那些“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对斯须，便处汤药”，草菅人命的恶劣医疗作风，表达了极大的愤慨与不满。痛斥了那些面对疫病流行束手无策，却“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墨守成规的庸医，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驳斥了那些“钦望巫祝，告穷归天”，请求鬼神保佑的迷信思想，犀利地指出其结果只能“束手受败”。他的道德精神，那种“反权豪反名利智园行方”、“善德善心善行善医至善”的高尚的医德，美好的心灵和行为确实值得当下为医者认真学习。 但他同时又是汉代一位崇尚神仙、“精究方术”、“宿去 圣 方 识 真 仲 景-4 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历史的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就像那滚滚流淌着的粘凋的黄河水，虽说是由一滴滴水组成的，但你说要从中找出一滴滴清澈的水来以证明什么，能找得到吗？其实，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不认真去探究中医理论产生和形成过程的人们，差不多都会把纸上写下的，当成真的，书上记载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的，并奉之为“经典”、“圭臬”。于是乎，后来的人们依样画葫芦，明显地带着描红的成分，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了一个个误区，而绵绵延续至今。历史应该是由事实来写成，而不是靠编造出来的，人们所了解的过去，很多都是失实了的。历史研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历史学家是要去追踪历史的真相。 今天的中医史学家们，若不能全面了解历史上社会各界、各阶层人们的生存状态，疏忽了体制操作以及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不能直接触摸与理解当時民众的真实生活感受，就会得出完全偏颇的结论。因此，更应该多一份心思，将历史资料尽量搜索得全面些、真实些。观察视野的重点应从帝王将相、上层精英转移到平民百姓、芸芸众生。以便更好地体贴地理解社会真实状态，不致将历史上所谓古圣先贤的医家们描写得如此神通广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犹如“天不生‘仲景’，万古如长夜”，而甘冒侮弄历史真实的道德风险。 即便是在当下，很多事情也不能单纯听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媒体传什么就是什么，善良的人们一定得动动脑筋，你得认真思考，得多问几个为什么？多一点“科学理性”，少一点“感觉”加“类比”的“民族情绪”，否则被人家“愚”了、“骗”了，你还在那傻乎乎地笑着呢！其实，在历史的语境下，那“情绪”什么也不是，而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永远是理性的分析和思考。 年青时曾读顾颉刚先生所编著的《古史辨》一书。顾先生在该书第一册的扉页上引用了世界杰出的雕塑家法国人奥古斯特·罗丹的一段话“要深澈猛烈的真实，你自己想得到的话，永远不要踌躇着不说，即使你觉得违抗了世人公认的思想的時候。起初别人亦许不能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决不会长久。你的同志不久就会前来找你，因为一个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作为开篇辞。 他还在书中《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写道：“以前有人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古，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不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的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从何而来的呢？这只是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 顾老先生这话的意思是说，对古代历史〔包括古书、古事、古人〕的研究，从怀疑古史，批评古史到古史辨伪，其实只有疑古一派，因为只有“疑古”才能祛伪古而见“真古”，然后才有了“信古”之信“真古”，“释古”之释“真古”。所以，荀子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顾先生由于疑古，因而揭示出“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捏土造人”、“三皇五帝”都是没有的事，都是神话和传说的“史鉴”，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的 “史识”和“史胆”。 历史学的研究不但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还要对这些史料提升出观点、结论来，哪怕是带有情感性的倾向，也不排斥。但是，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的联系必须趋于最大的一致。 是相信科学理性，还是迷信古代的所谓权威“古圣先贤”？即便是学习历史，也会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何况博大精深的中医学和中国医学史上神仙般的人物，更何况医学这人命攸关的大事！ 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去苛求古人，但是，倘若现代人仍然食古不化，那才是最可悲的！（重发 京且）尚方术”、深信阴阳消息、五行生克、五德终始、转移符应、隨方面而服、方士化了的儒生！跟此前的扁鹊、华佗，此后的陶弘景、葛洪、孙思邈、李時珍等等人一样，都是集医、易、道和神仙术于一身，在巫在医，在仙在道之间。悉具 “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和 “内景返观”“返观内视”等等“练气化神，入神出化”的技能，是被神话了的仙家。 养生不如跳舞！ [原创 2010-06-28 17:04:37] 小学同学李君高中毕业之后下乡插队，直到病退回城，没个正式工作。好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做点小生意，搞了野生动物养殖，竟然发了！有了点硬通货，自然气壮如牛。开始慢慢讲究起“养生之道”来，以食疗为主。他说，什么山珍海味、金钱龟、水鱼、果子狸、穿山甲、山鸡、鱼翅、鮑鱼、海参等等都吃个遍。后来，体态渐渐发福、肥头大耳、大腹便便，原来的病没好，那“三高”都来了。可自从“禽流感”、“沙士”之后，再也不敢乱食！ 同学之中就我是学中医的，因而咨询起中医的“养生之道”来。我说那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讲的就是两千多年前黄帝、岐伯等一帮人的“养生之道”，说的是圣人、上工们“治未病”、“防病于未然”和“防微杜渐”的道理。那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哦！他说，早先也看过，“法于阴阳”好懂，那“和于术数”就不甚了了，莫不就是算命先生的“八字”、“禀赋”等玩意儿，“命中有时终需有，命中无时莫妄求”！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古代版“基因组图”了？不得不佩服李君的悟性！我说，李兄，你前大半句可讲对了，后小半句却大错特，那完全是两码事，不可等量齐观。“术数”的“算法”与现代细胞生物学的“基因组图”，两者简直就无以伦比！前者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宏观整体论，后者却是现代科学的微观精细论。他似乎还懂得什么“外丹术”、“内丹术”、孙真人那“釆阴补阳”、“房中术”、“弄釆补”等等中医养生的玩意儿！ 前些天，他突然给我发了个Q来，说“养生不如跳舞！”还说要“把吃出来的病跳回去！”我估摸着他是看了近日央视黄金档的电视连续剧《不如跳舞》之后的感慨！ 由著名演员张国立先生导演并主演的30集电视连续剧《不如跳舞》，前晚刚播完最后一集，第三十集，落下了令人难以忘却的帷幕。 剧情说的是，某市职业技术学院的语文老师叶知良离婚之后，阴差阳错地认识了年轻漂亮的专业舞蹈演员丁歌 ，此时正逢叶知良所居住的小区需要一位专业的舞蹈老师，叶知良能言善辩，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丁歌答应了叶知良的请求，负责教大家跳舞，叶知良自己也加入了舞蹈班，圆了小区广大群众的愿望。 在舞蹈班里，叶知良与住在楼上的图书馆管理员于雅琴产生了波浪起伏式的情感故事；大款娘尤红娜也喜欢上叶知良，但她又不是叶知良的心里人，她并不气馁，后来不但有了心爱的人，而且隐名埋姓解囊接济了需要帮助的人；杜小兰的婚外情曲折伤感，而最终迷途知返，与爱人重修旧好等等，给人以轻松愉快的感觉。 那秀外慧中、孤傲独立的丁歌老师，和与她一样执着于跳舞的罗鹏，彼此深爱，却在梦想的落差和生活的挫折里若即若离，他们曾茫然、失落、一蹶不振，但却从不绝望，最终他们在跳舞中在舞友们的热情帮助下，重新找回自我，也重新找回几欲丢失的爱情，并一起携手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也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充满朝气的温情。 这电视连续剧的剧名起得很好，简单利索干脆，启发了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小人物”，有教师、有图书管理员、有门卫、有出租车司机、有营业员、有退休离开岗位的老人、有……。他们在一天工作之余，或者操持忙完家务之后，不如去跳跳舞，没有什么别的目的，就是广交朋友，获得欢乐，获得理解，获得相互支持，获得身心的愉悦，获得身体的健康…… 。 电视连续剧《不如跳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快乐和幸福，给城市增添了一条亮丽的风景线。 李君如今能有“养生不如跳舞！”“把吃出来的病跳回去！”的认识，虽说不算全面，但确实不简单。把那“养生之道”的药补、吃补、治未病通通都抛掉，动起来舞起跳将起来，不能不说是民众在“养生”问题上的一种进步，是科学知识的普及与张扬。兴许也与媒体近日爆出那“中医世家”张悟本“大师”，吃绿豆、萝卜、茄子，《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一书的骗人把戏和伎俩有关。 近年来，那自称“出身中医世家兼名牌大学毕业”的张悟本被一些电视台热捧为“中国食疗第一人的养生大师”。他的讲座出场费飙升至20万元，随后北京“悟本堂”开张，他的养生咨询挂号费竟然高达2000元，就是这样的号都已经排到了2011年3月。他所写的养生专著据说卖出了300万册。他那“绿豆治百病”的理论令全国大部分地区绿豆的价格在短短几个月内立马飙升数倍。但从今年5月份以来，媒体又陆续揭露了其身份和学历是做假，卫生部也组织专家、学者批驳其“养生”理论，张悟本一夜走红之后又一夜倾颓。6月2日，张悟本的“悟本堂”被北京城管部门以“违规建筑”的名义拆除；此后两周，张悟本所著养生畅销书《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在各大书店悄然下架，一名下岗工人所造就的神话从此崩塌。 回想60多年一路走来，这种一阵风被骗了的事儿我们还见得少吗？其实，时下之所以“养生乱象四起”，跟那“十年文革大乱”一样样，皆因祸起于中医的所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哦！ 李君就曾问说过，王兄，如果只有“治未病”的才是“上工”，那如今所有中医医院里的中医大夫们也包括您王老先生在内，岂不都是“治已病”的“下工”了？！我笑着说道：我可不是什么圣人，更无所谓上上下下什么的，都这把年纪了，明摆着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的事啊！在“治未病”上大做文章，炒作的是“治”字，关键也在“治”字上，要害亦在“治”字之上。无非是想做广告、找卖点、寻商机、好赚钱罢了。那“望而知之”的本事，知未病、识未病、治未病，知未乱、识未乱、治未乱，只有神仙、圣人才能做到。当下的“中医泰斗”、“国医大师”、中医教授、名医诸宿们都鲜有娴于此道者矣，更何况那刚岀道的中医愽士、愽士后等等菜鸟！明明是自个儿“防病于未然”、“防微杜渐”的事儿，却硬要你花些银两去治一治，简直就是忽悠老百姓。反正中国人始终为“圣人”而活着，何不打着“圣人”的招牌，骗你的钱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宰你没商量！ 我后来给李君回了个Q说，你那“养生不如跳舞！”的想法很好，有创意！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跳舞的哦，要量力而行。那电视连续剧《不如跳舞》中的老汪不是跳倒了下来偏瘫失语了！还有那为情而来跳出了轨，引发婚外情成了第三者而自寻烦恼的邵总。我跟李君说，你不妨在自己的“愽客”上也秀秀跳舞的心得体会，与网上的朋友们共同分享交流。 但从医学保健的角度出发，我始终还是坚信那注意饮食平衡、适当锻炼和放松心态，长期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观点，即“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理减压”加上“预防接种、定期体检、了解自身、讲究科学”的28字模式，不失为最佳的科学保健方法。我跟李君说，其实，“养生”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人们美好的理想和愿景，预防接种、定期体检、有病治病那才是最大的现实！ 昨晚，他又发了个Q过来，说认真要写的话就写本《养生不如跳舞——把吃出来的病跳回去》什么的，肯定有卖点。也有点中医的“阴阳互补”、“釆阴补阳”、“釆阳补阴””、“阴阳互釆”的时尚味儿！要我帮助从中医业务上把关，并请我当“技术顾问”，我可不敢答应。李君的笔杆子，可是一流的，书香门弟，官宦人家，家学渊源，我从不怀疑，他的文笔不会差于“张悟本”那鸟。当年他那作文曾成了小伙伴们的范文，后来在其所就读的中学里就有“才子”的称誉。那年高考，如果不是“不宜录取”的政策和只“同意报考”没“同意升学”的批语，兴许早就是某个名牌大学中文系、新闻系或古汉语专业的高材生，如今也早已退休颐养天年了。 今天一大早李君又发了个Q来说道，如能成功，那我可就又要发了，王兄，你可得来帮我数数银子哦！我也立马笑侃道，哈哈！李兄，你千万别学了那“张悟本”又搞出个“李悟本”来，成了“李骗子”，吃不了可得兜着走啊！ 我还告诉李君，那“京城最贵的名中医”张悟本的履历等骗局被揭穿后，政府主管部门对张悟本和“悟本堂”公司的处罚，仍迟迟未至。“悟本堂”常务副总吴威先生称说，将继续为“张老师”开拓海外市场，每年将可能“有3000万美金的收入”。他甚至还说：“张悟本不能干了，我们看‘李悟本’能不能”。你不妨找找那吴威先生做你的经纪人吧，兴许还可开拓海外市场嘀哦！〔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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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何以有“困惑” [原创 2010-06-21 06:18:59] 中医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天下之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吗！怎么会有“困惑”呢？ 如今尽管国家大力支持，宪法明文保护，但近年来，不少中医领军人物仍感到中医在“忧患”之中。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说，“都说深化医改，中医药可以大有所为……但是，许多中医药从业人员都感觉‘有劲没处使’”。那主管中医工作的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委员却说“……希望中医药界人士能够解放思想，借鉴现代科学技术”。如此这般，岂不是中医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了！ 窃以为，中医之所以有“困惑”，是因为从教科书上所学到的东西并不实用。在其所谓理论的指导之下，你用某种方法和药物可能会治好了某一种疾病，可你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和药物治好同样的一种疾病。那怕同一位病人，用今天的处方会好些，可明日再用就不见得怎么样了，虽说做了一些加减，也无济于事。就是在老先生亲自指导监督下也依然如故。到底能否治好？如何治好？其道理、原因，完全无法说个清楚，道个明白，实属无可奈何之“困惑”！ 那几十上百例的所谓病例报告文章上所写的，都是从医院病案室里按西医的诊断病名找出来，进行综合归纳分析，去西留中，求同去异，精心处理一番，然后冠以“某某方加减治愈某某病多少例”的题目，生花妙笔地写将出来，为的是评职称、长工资、分房子。真要做个科学临床验证、统计学处理、循证医学研究，可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哦。 你可能为此而急着去问老先生，老先生们都会说你“辨证”没辨好；或“标本”不清楚；或“论治用药”不当、不精；或“三因”没能制宜；或“气运时相”不符。总之都能找出个岔来斥说几句。待到老先生自己亲自来时，守方几十上百日兴许可能就行了，也可能与你一样样没个差别。倘能守上几十上百日，病人自己都会好转，你也能行也能做到，当个名中医什么的绝无问题！ 其实，只要是有思想，而又不愿存心做假沽名钓誉的中医师们对中医的事儿都会有所“困惑”，并能道说出个所以，尤其是如今接受过现代医学洗礼的年轻一代中医师。以往只知道自己“困惑”，后来才知道我的同学，我的学生乃至我的老师、学生们的师傅都有所“困惑”，大师们更有其无限的“忧患”！只不过老实人都如同“竹筒倒豆”般地说了出来，有心人却是“打落牙齿和血吞”，“英雄气短”“心知肚明”不好说罢了。于是就有了先前历史上的张仲景“勤求古训，愽采众方”之“勤愽”论说、叶天士“师从十七师”之“好学”佳话，都是企图解脱这种“困惑”，寻求创新和突破。其实，如能解决问题，何需勤求愽釆师承众多？一师不行，再觅二师，李一不行，找个李二、李二不行，再寻李三是了。反正“三人行必有我师”，天下中医师傅多的是！ 那所谓“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证论治”，看起来似模似样、灵活灵现。其实，阴中有阳，阳中又有阴；表中有里，里中又有表；寒中有热，热中又有寒；虚中有实，实中又有虚。纯属稀里糊涂阴阳“两可”的诡辩，既无诊断标准，也无治愈标准，更不知道疾病还有自限性、自愈性、自缓性、周期性、渐进性和不可治愈性，不了解人体的微观变化和物质代谢过程。让人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不能分辩这变幻莫测的世界，何时能借得一双慧眼，把这纷纷扰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今天你可能是活猫撞着了死老鼠，明天可是死猫遇上了活老鼠哦。时间会让一切淡忘，耐心等待终有果报，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十年媳妇终会熬成了婆。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分析中医之所以不景气问题的症结时曾说到：“祖国几千年实践总结出来的中医，从前毛主席、周总理都指出是宝贵的财富，现在国家的方针又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条途径并行，连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都规定要发展传统医学，可是实际上中医仍然频临消亡的危险！问题的症结大概是：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怎么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呢？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而一个中医学生学了中医理论只是学了个引子，不能独立看病，还得老中医当老师来带，带一年不行，带两年也许还不行，三年、四年才慢慢行了，一直等到有了多年的临床体会，才能成良医。” 原来，这中医理论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说到做不到，没说到的反而做到了，千奇百怪，见怪不怪，完全没个“科学”的准绳，所谓“良医”也是多年熬炼所成。兴许这才是产生“困惑”的根本原因，硬要将自己与“科学”扯上关系，用“科学”的“标准”和“范式”来衡量和要求，那主管中医药工作的中管局局长甚至说“……希望中医药界人士能够解放思想，借鉴现代科学技术”！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借鉴现代科学技术”，老先生们能同意？中医理论能点头？因此，那有不“困惑”？不“忧患”的？！ 其实中医就是中医，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前的传统文化、传统医术，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没有必要解放思想，去攀附什么，借鉴什么，搞什么科学化、现代化，争什么世界主流、次流。其实，能化的早就该化了，能爭的早就爭得了！可见中医的“困惑”与“忧患”完全是庸人自扰，来源于自己对中医的无所晓知，以至于“有劲没处使”！〔京且〕

“取 象 比 类” [原创 2010-06-13 07:49:26] “取象比类”是中医理论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术语，在其理论形成中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在《易》学专家和中医专家看来，“取象比类”所指的就是运用带有感性、形象、直观的概念与符号以表达和理解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通过直观的类比、象征形式以把握和认识对象世界的相互联系的一种思维方式。即按象同类同的原则，由一般到个别，从已知推导未知，以类万物的演绎方法。是中国古圣先贤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又可称为“意象”思维方法，或者所谓“唯象理论”。 按其所说，“取象比类”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所见到的“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比类，即根据被研究的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推导出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似或类同。取象的范围不仅局限于具体事物的物象、事象，还在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的前提下可以无限地类推、类比。 估摸所谓“取象比类”其源自于古代《周易》的所谓“象数理占”的认知方法。 在古老的《易经·系辞》有这样一段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意思是说：远古时伏羲治理天下, 仰望天上日月星辰, 俯视大地山川形势, 观察鸟兽的皮毛文采和山岭泽壑的轮廓走向, 近的就取象于己身, 远的就取象于百物, 于是画出了八卦。并用它来再次领悟自然客观物质世界，以及人类社会内部更为深刻的德行，也就是所谓客观规律，用以描拟天地之间一切万事万物的情状。 还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见乃谓之象”。可见，“象”字有三重涵义：一指事物可以感知的现象，包括肉眼可以看见的物象和虽肉眼无法看见但可以感知的物象；二指摹拟的象征性符号，如卦象、爻象；三指取象、象征，为动词意。所以“象数理占”认知方法的基本模式是：象即为取象卦爻之类比；数即为象数蓍策之营数；理即为象辞象数之理义；占即为切入实际之判断。所以“象数”是经，“理占”是纬，一经一纬，囊括了世间万物与一切人事。所以“取象比类”就是取阴阳八卦的象和他们所象征的事物进行运思构建，借某种直观的形象事物作为范例，触类旁通、引思联想，经过推导而得出有关联的结论，归纳为有相同特征的同一类事物的认知方法。 从古代“意象”到“容貌”的解释来看，“象”与“相”二字似有借代、通假之处，古之山、医、卜、星、相五术都可归为一类。所以，天有天象，地有地貌，气有气象，星有星相，阳宅三要，阴宅风水。人有面相、手相、眼相、耳相、鼻相、舌象、脉象、五脏六腑之藏象等等。天地人合，三材七政，取象比类。医学在中国古代说白了就是一门“看相”的学问，故望而知之谓之神，然后才是圣、工、巧，于是据“象”、据“数”、据“理”作出判断的“占”来。 如今又有人将“取象比类”与现在心理学、逻辑学乃至控制论领域的所谓“类比推理”相提并论，并认为科学家常根据“类比推理”会得出重要的科学结论，因而认为“取象比类”思维方式是科学的。即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相同，推断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这一属性已为类比的一个对象所具有，而另一个类比的对象那里尚未发现〕也相同的一种推理。 其实，即便是现代领域的所谓“类比推理”也具有或然性和不准确性。如果前提中所确认的共同属性很少，而且共同属性与所推导出来的属性根本就没有什么关联，这样的“类比推理”就是极不可靠的、不科学的。其既不能表达对象世界自身本质性的抽象意义，也不能把握对象世界的相互之间的真实联系。机械地运用这种“类比推理”，必然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所以人们在运用“类比推理”时，应切忌生搬硬套，死抱住以往的老经验。在运用“类比推理”之后，还得做出科学实验验证，否则只能说是经验是假说，而不是科学结论。把经验、假说当作结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为数不少。因此人们在运用所谓“类比推理”、“实践经验”、“形象思维”或者“相似论”等等一些理念时，应当多一点警惕性，就会少犯一些错误！ 更何况古代的所谓“取象比类”思维方式，比至于现代领域的所谓“类比推理”来，要幼稚得多了。存在着完全忽视不同事物之间的本质性差异，混淆其相互间真实性的联系，其指向不明，难以企及，都是些想当然和自以为是的东西！ “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在中医理论上的运用尤为广泛，已成了中医思维方式的主要内容，是其理论形成的关键所在。 比如，《黄帝内经》中有：“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有五行，御五味，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人与天地相应”、“天人合一”等等的相关论述。并将这些论述所形成的概念和理论与从人身体上所感觉到的东西相类比而构建成所谓“中医理论”，即中医药文化。用以描述人的生命现象，预测个人命运的吉凶祸福，解释人所罹患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用于人的养生保健、避凶趋吉、防病祛病。把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与这人世间、自然界所谓的规律和复杂现象都混为一谈。 《黄帝内经》还将人体比附为一小宇宙，将五脏六腑与行星、季节、山川、甚至官职一一对应。因此它对生命现象、对“人”、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只能囿于古人当时对自然界，即对“天之气”、对“地之形”的认识的基础上采取“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去认知。用“已知”的“天”、“地”来解释“未知”的“人体”，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所谓“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和“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 《黄帝内经》中反复强调的“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人与天地相参”、“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及“天地万物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援物比类，化之冥冥”，“不引比类，是知不明”等等所说的就是这一道理。即高保衡、林亿等人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所指出的：“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所谓“知地者智，知天者圣”是也！ 在传统中医理论中对药物的选择，这种“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就更为普遍了，可谓比比皆是。 例如吃啥补啥，象什么就补什么。吃了动物的脏器就会补人体的相应脏器；吃了形如人脑的核桃就会补人的脑子；吃了形如肾脏、命门的豆类就能补肾。 花类多生于植物的顶端，所以它的药用功能是多治头部疾病，故有“诸花皆升”之说；藤类植物，因其枝干运送水分营养的功能强大，故能治疗肢体、关节疾病；那杜仲的树皮里有像“筋”一样的条状白丝“筋骨”，所以有人想到吃了这 “筋骨”，就会使人身上像树一样筋骨强健。 树叶轻飘，易飞扬，故树叶类药，花类药多发散，如桑叶、薄荷叶、菊花、银花、连翘之类为发散类药清热解毒；石头沉重，易下沉，所以矿物类药多用于重镇潜阳，谓之安神，如滋石、龙骨、牡蛎等。 而骨、肉、脏器之类则被视为所谓的“血肉有情之品”能治疗人身体中与之相同或相近部位虚损类疾病；龟版、鳖甲之类则谓之滋补肾阴。 《本草纲目》中那李时珍还说，人的身上都是宝：头发、头垢、耳屎、膝头垢、爪甲、牙齿、人屎、人尿、乳汁、经水、人血、精液、唾液、齿垢、胡须、阴毛、人骨、天灵盖、胞衣、脐带、人胆等都是良药，都有着种种神奇的药效。 等等不一赘言，“取象比类”方法就是一种原始的同构方法，运用所谓“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去推测描述人体各种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现象以及指导用药配方进行治疗、养生、保健等医疗行为。现在看来就显得十分笼统而又荒谬了，完全缺乏科学验证和实验证据。 综上所述，可见古圣先贤们对生命的认知是先叩问自然、认识自然，同时又以对自然的认知的“意象”类比于人及其疾病，从而关注人的生命，去医治人的疾病。 传统中医理论就是在这种所谓“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国身治同”的“意象”指导下,运用所谓“取象比类”的方式去思考人的疾病与治疗的一种思维方式。如果说这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医理论的产生，有助于从事物同一性的角度，从宏观认识上把握人体所谓阴阳变化规律，寻究生命奥秘的尝试，具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到了21世纪科学倡明的今天，人们对自身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后，仍然坚持固守，一成不变。只能说明这种所谓“取象比类”、“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不是科学理性的思维，也不是科学理性的推理，而只是想当然、自以为是的所谓实践经验，更不能掩饰其所谓中医理论的理性缺失。 这些所谓“取象比类”、“类比推理”、“实践经验”，还只是停留在假说阶段，还没能总结出科学的客观规律和实验证据。仅仅是表面上的比附，是由此及彼、以其所知推论其不知的简单原始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而不是由表入里的科学解剖实验方法、精细的现代细胞生物学技术。 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创新，新观点，新认识，新方法，新药物的出现，新的代替旧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实，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思维的发展史，历史上陈旧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毕竟已经如烟过去。 如果在现代社会之中，医学科学仍然囿于两千多年前古代的所谓“取象比类”思维模式，并将其奉之为经典、圭臬，不可逾越的教条，那就未免太可笑太可悲矣！〔京且〕

迷 于“河 洛” [原创 2010-05-22 06:32:01]

阳波看病可从没见其号过脉，令人匪夷所思。揣摩着他是将《难经》那“神、圣、工、巧”排了名次。但他对日本人的“知热感度测定”、“河图”、“洛书”、《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却情有独钟。尤其是对《运气七篇》其中每一句话都用“河图”、“洛书”之“数”编了码，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所谓“河洛之学”，是指“河图”、“洛书”而言，是宋人附会前人注《易》，而发明出来的《易》图。自宋至清，绵延八百多年之久，人们相互附会、发明创造，愈演愈烈。据说到了后来，《易》图达数千种之多。形成了宋、元、明、清四代人的新一学派，被后世称之谓“河洛之学”或“图书之学”。

“河图”、“洛书”之名，出自《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语。先秦确有“河图”之说，《尚书·顾命篇》有“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论语》中也有“风鸟不至，河不出图。”

但这“河图”到底是什么样子，却从来没人谈及。《系辞》虽说圣人作《易》则之“河图”、“洛书”，但历来讲、注《易》的学者之中，从西汉到东汉，由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唐代都没有言及，或只是泛泛而谈，一语带过。只有郑玄在注《系辞》时，称“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依郑玄所注，则其内容，应当有文字所述，并非仅是《易》图。且郑玄此说，人们恐其源自汉代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纬书”，自然不可信以为据。

据传宋太平兴国年间，是由道士陈抟老祖，将“河图”、“洛书”、“先天图”等等奇妙复杂的图形传出。至于陈抟老祖得之于何人，已无法考证。此后才为一般读书人所知道。从陈抟老祖所传，到周敦颐后来又据穆修所传“太极图”而撰《太极图说》，都是附会《易》义以成其说，所以“河洛之学”，实为宋时而非汉时从道家的道士们那里所传出来。

后来，朱熹撰《周易本义》，又将“河图”、“洛书”并“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文王六十四卦卦变”等共九图列入其中。

由于得到朱熹的肯定，后人虽有知其非者，碍于朱的权威和地位，也无人敢于点破说白。以至于后人凡解《易》之作，卷首必先列“河图”、“洛书”等图，似乎其已成为《周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人认为《周易》是据“河图”、“洛书”而出，而不是“河图”、“洛书”据《周易》而来了！

阳波基本上是持此观点，估摸其后来之所以提出从“宇宙社会观”发展到“宇宙生物观”、“阴阳术数构系”以及“易经象辞密码系统及其泛理论工程”的学术思想观点，并认为“中医学就是一门地道的时相医学”的见解，都是基于这些认识。是建立在《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五运六气”以及“河洛之学”或“图书之学”等古代学术、学说的基础之上。

阳波曾多次十分感慨地说道，以往人们读《黄帝内经》，尤其是《运气七篇》，总是将“阴阳五行”、“五运六气”与“河洛之学”或“图书之学”各自孤立看待，没能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将其紧密结合起来，综合运用，让它们活起来，用起来。我们做到了，犹如黑屋之中，捅出了个小洞，透出了一线光亮！按阳波的理解，只要知道年庚八字，主运、主气、客运、客气、司天、在泉、主客相得、客主加临等等情况以及阴阳五行的类比都会推导出未来的发展变化。人一生的运程、气程乃至病程都会了如指掌，甚至什么人来年会得什么病，所用药物的性味是什么，医生该做些什么准备都会一清二楚。是“六十年前早知道”、“六十年后一轮回”喔！

他还说，《伤寒论》诸多方剂中所选药物只是“举一反三”的范式性举例，真正起作用的可是药物的性味哦！所以《黄帝内经》甚少谈及具体药物，只谈选用药物的模式和原则，重在药物的性味，所以整部《黄帝内经》中仅有十三条处方而已。只要用药模式、原则、性味对了，具体选用哪味药物则医者各随自便了。

弟子们后来为其所整理出版的《开启中医之门——运气学导论》一书中，所谓“时图”、“命图”、“运图”、“气图”、“病图”、“药图”“病症图”以及“药症图”等等，都是从“阴阳五行”、“五运六气”、“河洛之学”或“图书之学”的理论类推发展而来。是其焚膏继晷，埋首岐黄，潜心致力于医、易、道及传统文化经、史、子、集诸学探讨研究的成果。

由此可见，阳波心目中的中医，除气功、特异功能之“

神悟”外，似乎还应是以“象数理占”认知方法和“阴阳五行”、“五运六气”、“河洛之学”或“图书之学”等理论为依据的“宇宙生物观”、“阴阳术数构系”以及“易经象辞密码系统及其泛理论工程”等学术思想观点所形成的“时相医学”、“算法医学”，是在“算病”，而非“看病”了，犹如孟夫子所云“天下可运于掌”矣！〔京且〕

初 识 阳 波 [原创 2010-05-19 16:52:08]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市里一所中医夜大兼课。学校是由农工党区委举办的，学生大多是已经参加工作的老三届学生，或一些中医业余爱好者，利用晚上业余时间上课学习。老师每节课酬1.2元，每晚按三节课计算，一晚下来的收入相当于当时每天工资的两倍多，每周两次课，虽不算太多，但也可聊补家用。 一个盛夏晚上，课间休息，市中医院的一位女学生问我，“方诸水”是什么？我说按我的理解就是露水，味甘，寒，无毒。主明目，定心，去小儿热烦，止渴，功能清热生津解毒。也有误为蚌水的，不过王孟英则认为蚌水腥浊，宜用竹沥为妙……还没说完，旁边一位男生插话。居然将《淮南子·览冥训》中关于“方诸”的一段文字所谓：“夫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露於月，天地之间，巧历不能举其数，手徽忽怳，不能览其光，……”完整的背了出来。我感到十分诧异，正想夸他两句，不料上课铃声已响，大家只是会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又开始了上课。我这才发现，刚才那男生坐在我左手边两行坐位之间的过道上，椅子是新加的，以往这里可没坐人。 待到上完课，我正准备往家回走，那男生推着自行车赶上来，问说老师怎么不坐车？我说我家就在附近没多远，不到300米的附属医院宿舍里。他自我介绍说姓李叫阳波，是这个班的学生。我说怎么没见你来上课？说着已到了自家宿舍门口，我倒是打心里佩服这学生的记忆力，于是邀请他上去坐坐，他应诺了，说就是想送您回家，想跟您谈谈。 到家坐定，待夫人端茶上来，客气了一番。我说怎么很少见你来听课？他笑了笑，说是的，我是听同学说您在课堂上讲“黄连阿胶汤”、“交泰丸”的坎水离火，水火相济，交通心肾，引火归源之后才来的。原来，他以为我懂“易学”，才来听课的。其实我那是鸡毛蒜皮，甚至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我说，这《易》的学问，夫子都说了“终身难究”啊！ 因为第二天学校没课，我跟阳波从“方诸”是什么谈起，是古代在月下承露取水的器具；或是传说中仙人的住所；或一种大蚌的名字；抑或就是铜镜。以及说到清人薛生白《湿热病篇》原文第七条中所说“方诸水”后的“金汁”，哈哈！连大便、糞清都可做药了。天南海北的谈个通宵达旦，从各自的家庭、父母、经历、爱好、志向、学习、生活，到现在的情况无所不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原来他高中只比我低一届。我在三中，是文革前最后一届考上的。他是老大哥一中的，文革了，闹革命没法考大学。他还说即使能考，也可能考不上，因为父亲是“伪军医”、“历史反革命”，“不宜录取”！我说，我们那年只有“推荐生”和“同意报考”与“同意升学”的差别，可“推荐”者甚少，“同意”者居多。虽说都是“同意”，但在“报考”与“升学”背后暗藏天机，不少学习优秀的同学就栽在这“同意报考”四个字上哦！ 大革命快结束时，阳波上山下乡插队到了某县某生产队。跟我早先所工作的那个县的标榜大队相邻，好象是在公路边的一个小生产队，我每次往上送病号或回家都要经过那个地方。他还说得出，当年标榜大队“优秀赤脚医生”汪秀华的名字，并说与之交往甚密。我说我经常到标榜大队，那可是我们县合作医疗办公室抓的点哦，还有附近的桃岭、逢通大队等，都属那琴公社所管辖。我还说我到过你们那个生产队，如果没记错的话，你们插青组就住在公路边的一排小房，有原《广西日报》记者还是编辑的儿子苏某，你们一中校长的女儿等等。他说对！对！没错！心想，我们可是一条苦藤上的两只瓜、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我也是父母不及格，才落得个学中医的下场。再后来回城阳波被抽调到个市郊某煤矿工作，以后就辞职不干了。 我估摸他是在渴求着“独立与自由”，以至于后来荣获自治区“自学成才”楷模，科委主任约他谈话时，他也说要等到早上十点钟起床之后才能谈。而今想来，未免有点太不识抬举了！ 如果他能知道当下美利坚合众国已诞生了首个人造生命——辛西娅；有个叫比尔·盖茨的先生说“利用科技的发现和发明消除不平等才是人类的最大成就”时。我想，他的思想和发展道路可能会完全不同。 以后，每逢我有课，他都来听，听完课之后，陪我回家闲聊。只要第二天早上我没课，我们从黄帝内经、阴阳五行、焦氏易林、象数理占、河图洛书、天干地支、五运六气、子午流注、奇门遁甲、紫微斗数、麻衣相法等等海侃一番。总的感觉是此人读书不少，古今中外都有所涉猎，知识面极其宽广，非等闲之辈哦！ 有一次，我在讲各论“暑温”一病时说到1954年石家庄地区和1956年北京地区“乙型脑炎”流行，石家庄的郭可明和北京的蒲辅周两位中医大夫用完全不同的两种治疗方法进行治疗可都能获效，按中医“五运六气”的理论说是“流年”和“运气”的不同，所以用药也不同。我后来跟阳波说我虽在课堂上是这么讲，可心中却一直不以为然。他可对“五运六气”似乎更感兴趣，什么主运、客运、主气、客气、从初之气到终之气的六间气、司天、在泉、主客相得、客主加临等等情况，娴熟于心，揑指便能算出来，似乎早有研究，而且很有心得。对我的真实看法和想法却表示坚决不同意。 我说，其实这“疗效”与“乙型脑炎”独特的流行病学有关。“乙型脑炎”通常按发病轻重分为轻型、普通型、重型和暴发型。轻型和普通型患者一般都能痊愈；重型患者有少数死亡；暴发型患者则死亡率最高。乙脑流行季节初期，重型和暴发型患者占多数。这时候死亡率要远高于平均数。流行季节后期，多数都是轻型和普通型患者，死亡率就会大大降低的哦。不信，你不妨叫他们去治治乙脑流行季节初期的“重型”和“暴发型”患者看看，所以两位老先生只是“行时医生治病尾”而已！我还说，我们读书时《内经讲义》中的“五运六气”内容早被删掉，只是自己偷偷看了些才有所了解，不就是“六十年前早知道”、“六十甲子一轮回”的事！疾病可不是算出来的，这世间多少人和事都还不到六十年呢！甚至还有同在一家医院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可命运却迥然不同哦！阳波又扯到了一命、二运、三风水……，说是要把这些综合起来看！ 我跟阳波还谈到自己学习中医的经历、困惑、焦虑和茫然，甚至于怀疑，以及在县医院工作八年的感受和中医与现代医学的差距，希冀能寻找出一条路子来。记得，我们还谈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我说“明治维新”就是从“医药改革”开始的。原先日本人学习中国的“皇汉医学”、“汉方医”后来已所剩无几，都是“现代医”了。 阳波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传统中医的学习与理解较之我们这些院校科班出身的学生乃至我们的老师们似乎更胜一筹。 深为其勤勉好古、愽学强识的精神所折服。如果不是因为那场革命，不是父母的问题，他那发散思维、辩证逻辑是不会墨守成规，拘泥于传统的，会有更多的创造性。学个理论物理、理论数学、物理数学、应用数学、历史、考古、哲学什么的，兴许会是块很好的料子，必能做出更大的成绩，可惜时空完全错了位！ 这批学生由于是自觉自愿来学习的，而且非常勤勉，后来确实出了不少人才，尽管他们现在多数并不从医，但都在自己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了成绩。象现在已到“九五”怕至“九六”因而“弃医从画”的邕生、当院长的志年、当局党委书记的存慧、先是在大学管研究生后来当了开发商的碧珠、当城区局长的特丽，还有一直在当中医的始宁、相媛、伯华、兆根、松明、宗林、慧民等等，以至于现在很多连名字都喊不上的同学不少都成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成功人士。他们较之院校之中高考所录取进来的，为父母所逼、分数所迫、不得已而勉强学之的学生要强多了。 后来，你来我往，互相学习交流，与阳波尽管在学术上曾有过激烈的爭辩，弄得个脸红脖子粗，过后交往依然如故，以后竟成了非常要好的挚友。再后来他便成了我的学生们乃至我的老师的师傅了！〔京且〕

一部经典 多种解读 [原创 2010-05-15 08:13:15]

写下《经络不存在 针灸有点用》愽文之后，同学发来个Q说，你好大的胆子，人家中医大教授王洪图都说，“现在没人敢说中医中经络这个概念不存在了，就因为根据这个理论能够解决问题”，你小子竟敢说“经络不存在”！我回了个Q说，没有必要他中医大教授说什么，我就该信他的，听他的，照他所说的去说、去做，来个“鹦鹉学舌”。如此这般，那瞽者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岂不就白说了。

一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不但构建了中医学的所谓理论体系，甚至今天还被国医大师们认为没有被超越，仍然是中国中医大学莘莘学子们所必修的课程。反对中医的人们却以此而论说中医理论的落后，质疑它在治病救人方面是否能够提供具体有效的方法和指导性意见。

其实，一部经典，可能有多种解读，乃至一句话都可能有不同的解释。《黄帝内经》其版本流传复杂，还有“正传”与“别传”本之分，“注释”和“评议”的书籍众多，何止几百上千，够你去读去啃的了。有人认为是愽大精深的“中医经典”；有人认为只不过是本“养生之书”；有人却认为纯粹是本“算病之书”。不必勉强一致，也不可能一致，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也。

你看那《名老中医之路》一书三辑之中，绝大多数名老中医初入此道之时，所学的都是从《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医学实在易》等等浅显易懂的医学书籍开始，边干边学，而并非是什么似懂非懂，文义深奥，不能理解的所谓《黄帝内经》等经典理论！社会上不少老中医仅靠家传、师承“一技之长”、“一方之得”、“一本通书读到老”，而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对《黄帝内经》等等所谓中医经典理论根本就不稍一顾。

中医教授王洪图从大学四年级开始背《内经》，其奋斗目标和志向可是非常之明确，所崇拜的偶像也十分清楚。正如其本人所说“说起来挺有意思，学生时代教育长和老师都说，‘中医的根基就在《内经》’。某某教授为什么是我们中医学的名教授，就因为他对《内经》非常熟悉，对其他经典的研究造诣深厚”。王洪图的老师们所说的某某教授就是任应秋教授。据说任应秋教授幼年读“十三经”皆成诵，少年时曾问难经学大师廖季平，有坚实的古文功底。王洪图说，任教授当时是全国“名老”，其实还不到50岁！

就在这么个偶像的鼓励下，王洪图开始背诵《内经》，《内经》文字总量高达二十六七万字，他曾做过两次白话文翻译。王洪图认为，《内经》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并一直指导着中医2000多年发展。“现在的基本理论还是这个，基本没有变。不但没变，而是研究越深越觉得它博大精深”。可见，其对这中医《内经》“经典理论”情有独钟。人们都说，中医教授易当，写写几篇论文是了；中医主任医师难为，不信你叫那中医教授上上几天ICU管管那病人看看！

我那老师能将《伤寒论》倒背如流；那学生也能将《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都按“河图”、“洛书”之数编了码；那老先生、老教授还说：“《内经》的东西，只要有一句话你悟透了，那你一辈子吃不完”，“受用无穷”！可见即使是中医业内人士，对《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也有不同的见解。所谓“中医三昧”是也，有扁鹊那鸟神仙般“望而知之”的“悟性”派；也有只信《素问·运气七篇》“五运六气”的“算法”派；还有那《选读》再选一知半解、掺杂了不少现代东西、如今所谓朴素辩证唯物的“经史”派。

那北宋初年的宰相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震聋发聩的名言传世 ，后来，我那一直发配当图书管理员的可爱的古文老师，也有说下“半部《毛选》治天下”，只是“文革”中挨了个七批八斗的。如今可不仅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毛选》治天下了，而是《内经》一句话，就可救治天下人，让你一辈子吃不完，受用无穷啊！总之“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圣兮薄社依墙，雷霆一发兮其孰敢当”。

也有人认为，“科学”在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存在，两千多年来延续下来的习俗已经凝固，留下来的是一大堆所谓学说、猜测、惯例和迷信，很少有真正的科学知识。在人的身体之内，中医只认识五脏六腑，而五脏又必须与五行相配属，心属火，肝属木。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等等。中医所说的“气”又不是那含氧的气，而是另有玄妙的哲学之“气”。还有那看不见、摸不着、找不到，所谓“首尾相贯，如环无端”闭合环状结构的“经络”。以及那符咒和其他许许多多不入经传的药物和手段都可以用于治病。……。其实，更大的障碍源自于人们的无知和偏见。

《黄帝内经》的理论就好象是一件古董，它曾经作为有实用性的东西在历史上存在过，但今天的现代医学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早已经超过了《黄帝内经》的时代和价值，所谓中医经典理论很多已经失去了临床医学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一件古董你不能说它没有价值，它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但这个价值不是实际使用价值，而仅仅是文化和收藏上的历史价值 。

真不知道中国的“文傻理呆”们是怎样理解根据“经络”这个“理论”如何“能够解决问题”的？针灸在这有着多种组织、神经、肌肉、血管等等复杂系统、反应极其灵敏迅速、是为世间“万物之灵”的人之身上，难道就不会有点点作用吗？你不妨试试，不用针，也不用灸，只稍稍碰碰那人的汗毛、眉毛、头发什么的，都会一惊一诧，何况用针，用灸！而研究《内经》“研究越深越觉得它博大精深”又是怎么回事？且“基本理论还是这个，基本没有变”，“一直指导着中医2000多年发展”，甚至还会“引领现代医学的发展”。其实，真正要读懂《黄帝内经》，弄清楚个中医之所以然，中医、西医基本知识和历史知识乃至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缺一不可。

好在说的只是“经络概念”的存在与否，《内经》“基本理论”的研究。玄乎玄，神乎神，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何况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高在何处？高就高在这里，任老当年50岁还不到就能当上全国“名老”。靠的是什么？不都是靠读书、背书来实现的，名利双收哦！何乐而不为？！纯粹是在“玩概念、弄词语、耍忽悠”而已，如黑格尔先生所说，整天价地的“在无穷概念之中玩弄无穷循环”。坐而论道，空谈理论，始终无法解决得了现实中的实际问题！

由此看来，中医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但由于人们的无知和偏见，以及浓厚的民族情结，可能会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也许一直都会存在，只不过是把现代医学理论慢慢嵌入其所谓理论体系之中，继续玩弄着偷换概念和内容的把戏，让那些中医大教授们，再演演所谓的新编历史剧罢了。

但是，词胜于理，终必受黜。大浪淘沙，沉者自沉，浮者自浮，载书在河哦！〔京且〕

“无 疾 而 终” [原创 2010-05-02 08:15:25] “无疾而终”是中国人的一句吉祥成语，多用于老年人。 “无”是指没有的意思，“疾”指疾病，“终”即是指死亡了、走了、没了。所以其意就是没有疾病而死亡，引申为无意外的死亡，或者死得十分安详。总之，是没病就死了,比喻未受任何干扰就自行消灭了。 其实，稍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古代中国人的认知水平有限，无法认识到而已！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句吉祥如意、祝福老人的俗话。 按现代医学的方式方法，总得找出个究竟，只要做个认真检查，做个病理解剖什么的，人体各个系统的代谢功能，不是这衰竭，就是那衰竭，那有无疾没病的可能？ 中国古人历来好面子，即使临终时有那么一点痛苦，喊了那么一声，或者爭扎了那么一下，也不会张扬出去，都说死得安详，没有任何痛苦。否则就是今世不仁，前世造孽，或者后人不尽孝道，所以不得个好死，乃至来世不能好生。不是个“现世报”，就是个“来世报”。人既已去，何需探个究竟，给后人留下诸多疑问和遗憾，实属中国人不求甚解，难得糊涂的德性。 中国古人更囿于“女七男八”的生命周期，满足于“七十古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说辞。不愿认真去探讨生、老、病、死的真实性、本质性，并努力想方设法去延年益寿，只是顺其自然而乐于颐养天年。所以直至解放初期人均寿命还不到35岁，不到现代人的一半。 按中国人传统的“精气神”说法，人死了就是“断气”了，于是精竭神去。按传统中医“阴阳理论”的说法就是“阴阳失调”了，从此消彼长发展到一方消灭另一方、或一方损耗过度而致另一方失去依存，无法再继续保持阴阳两者能动的相互关系，乃至出现“亡阴”、“亡阳”等情况，进一步发展就可能导致“阴阳离决”的严重恶果，故《素问·生气通天论 》说：“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用以表达死亡的病理变化。虽说只是“阴阳两可”的诡辩说辞，但也是疾是病哦！怎么能说不是疾病？如果不是疾病又是什么？中医的理论又有何用！ 由此看来，“无疾而终”只是中国人的一相情愿，美好的愿景，中医不求甚解的托词。所谓中医理论也只不过是两千多年来一直“抚摸”和“籍慰”着人们的一种“人文关怀”而已。所以人死了，只能告慰其家属，那人身上之“阴阳失调”、“阴阳不合”，因而“魄消魂散”了，不可药救矣！ 即便有个“魂魄收拢”、“阴阳协调”而向愈的时候，也只是其“命不该绝”。可见中医的事儿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到底何为“阴平”？何为“阳秘”？一片茫然不解，毫无头绪，笼统一句“以平为期”是也。缺少西方人寻根究底、深入探索的科学精神。 那诸多的医案、验案多是捡好的说，拿名人来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虽使人欢欣鼓舞，感激不尽，名利双收，愽大精深。但其背后不知隐藏着多少尚未没写出来的令人悲伤欲绝、惨不忍睹的人间故事。〔京且〕

“血 见 黒 而 止” [原创 2010-04-16 08:11:59]

早年曾在十万山区某县医院工作，邻居O医师是个年轻的西医外科大夫。他经常跟我唠叨，说最脑火的是给外伤病人清创缝合时，病人之前用过什么中草药之类的止血药。尤其是那炭类颗粒状黑色的所谓止血药更难清理，搞得有时清创比缝合更困难更费时。其实压迫一下或扎个止血带就行了，何苦敷那么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可能会弄出个什么感染、破伤风的来。

一次，他笑着问我中医经典理论是否有“血见黒而止”一说，我说有哦！不过经典的说法源自“阴阳五行”理论的“水克火”，“血见黒而止”只是它的通俗普及版本，应是“于无字之处读有字”。他问怎么个说法？我说，中医的五行金、木、水、火、土以五色相配分别为白、青、黒、红、黄，水属黒，火属红，血为红色故属火，由是从“水克火”引申出“黒克红”的“色克”来，故“血见黒而止”！道理就这么简单。所以有锅底灰，还有血余炭、地楡炭等等焙成炭类黒色的中药都可用于止血。r

炭类药止血虽源于中医经典的“阴阳五行”理论。但明确提出并在临床大量使用炭类药治疗出血的却是元代名医葛可久〔1134～1229年〕。据传其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精通儒、道、医、律，以医济世，著有《十药神书》行世。《十药神书》中仅一字之差，称之为“血见黑则止”，又称“红黑则止”，意为“水克火”引申出“黒克红”，故“红黑则止”。所以药物炒炭变黑后有止血之效，并列出以炭类药为主之止血名方“十灰散”，被后世奉为治疗出血之圭臬，医家莫不从之。r

我调侃说道，其实，O大夫你那压迫止血、止血带止血不都是压下去，不见了阳光被“黒”了吗，不就止血了！r

O医师斥说我纯粹是在诡辩。笑着说道，还是学中医简单容易哦。不用担什么风险，也没西医那么难，冲冲洗洗，脓脓血血、缝缝补补，辛辛苦苦不说，还经常受气挨骂啊，早知当年我学中医就好了。他冲我狡黠地笑了笑，接着又问说，腹腔里面不是漆黒一片吗！怎么内脏还会出血呢？我无以复对，有点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好照直说中药老师就是这么教的，我们也是这么学的，末了一笑置之。r

事后，我跟他讲了我们毕业之前在某县医院实习时到山上釆草药的事。翻过两座大山，一路上山，中医老师和县医院的草药医师指着山边的一草一木说，这也可止血，那也可止血，还可活血补血，行血消肿，消炎止痛什么的。突然，后面传来，某女生走累了，走在山边的水沟旁，一不小心一脚踏空顿坐沟边，让那沟旁兀突起的尖石头插伤了会阴部，大流血不止，痛哭流涕。一时大家忙成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几位老师也慌了手脚，可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要用刚才所说的那路边的草药止血！大家只好轮翻背着她下山往县医院方向跑，女同学们在旁扶着一面叫她紧挾着双腿，既有“压迫止血”之意，又有“血见黒而止”之想，同时派人先跑步回医院通知院方派出救护车。r

翻过了两座大山，赶了十多里路才下到山下，坐上县医院闻讯赶来的救护车回到医院。该女生整条裤子都浸透了血，背的同学们身上也留下血渍，送进手术室时已淹淹一息了。同学M君、C君都十分气愤地说，这也止血，那也止血，真正要止血时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后来据陪同进手术室的女同学说，是大、小阴唇横断撕裂挫伤，里里外外缝了四十多针。

O医师听了说道，真危险！这中医中药止血的事，小伤小病尚可，人本身就有凝血止血机制，不必用什么药也可以。真要是个大动脉破损的大出血，别说中医的“血见黒而止”，就是西医外科止血手术治疗有时也很困难，尤其是失血过多，会导致失血性休克，甚至危及生命。我说，按中医经典理论则是火反侮水了，水不能克火，火多了反克水。老师们解释为红反克黒了，所以大出血不止。O医师讪笑着说，反正，说嘴的事没法比得上你们这帮家伙，“墨索里尼总是有理”！你们那女同学若不进手术室，可能早已乌乎哀哉了！

三十多年之后，回到省城一家大中医院工作，几位同事在议论某中医教授“草药白什么叶止血”的科研课题，我说，应改成“黒什么叶”更具中医特色。有人插话说，其实，这样更具中医特色，白生黒，黒多了更能克红。是哦，金生水，水多了不是更能克火吗？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当年曾背过那女生下山的另一位同学后来的同事也会意地笑了笑说，吃进肚子里不就黒了吗！几乎跟O医师所说一模一样，又是个另类版的“血见黒而止”。r

可如今现代医学的止血药早已进入第四、五代了，什么直接作用于血管的安特诺新、脑垂体后叶素；改善和促进凝血因子活性的维生素K1、止血敏；抗纤溶的6-氨基己酸、抗血纤溶芳酸〔氨甲苯酸〕；象消化道溃疡出血还可用H2受体阻滞剂或质子泵制剂等等，还有外科的急诊手术止血，失血过多还可输血，什么高分子、低分子、代血浆，应有尽有。

真不知这“水克火”、“黒克红”

河 东 河 西 ？ [原创 2010-04-15 16:18:43] 由于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季羡林先生先前所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论说大行其道。不少人认为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西方文明已经走下坡路。中国的崛起象征着东方文化将取而代之，东方文明将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甚至有人据此而认为上个世纪未以来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东西方“交会期”，什么未来的科学将是“东方科学”，是中国人的“自然国学”。西方不亮东方亮，就连现代医学也将由传统中医来领航了！ 众所周知，虽然人类有着共同的祖先，但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几乎无时无刻无处不感受到东西方人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及所造成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生活习俗、民族心理、行为方式等种种明显的差异，以及由此而形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色。 但就现代社会的民主与科学诸多方面而言，各民族有着趋同性、普适性、普世性。否则世界就不会有如同人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地球村”的出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一个地方有个什么动作，其他地方很快就会知道，就会学习了。 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人类社会的进步，靠的是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知识就是力量”。 最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105岁的学者周有光老先生的《朝闻道集》一书，封面上具名：“周有光先生在一百零五岁之前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封底还有三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在，老骥千里。忧天下，仁人奋起”。书中共辑录了周老的39篇文章，是这位105岁的经济学家、语言文字学家近年来对世事所观所感所写的各类杂文，其中包括作者百岁之后所写的23篇新作。全书共分五部分：华夏思古、读史纪实、文化演进、语文探新、笔尖畅想。涵盖了经济学、语言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真知卓见。总体上偏重于对世界历史与文化的思考，特别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进行纵横比较，阐明了东西文化的优劣长短。 他认为，“社会的发展规律最简单就是这三样东西：经济从农业化、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是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文化从神学思想到玄学思想再到科学思想”。他还就文化的发展而说道：“神学的特点是依靠‘天命’，玄学重视‘推理’，科学重视‘实证’。举个例子，神学阶段说太阳不会动；后来看到太阳东升西落，得出结论太阳围绕地球转动，这是玄学，没有实证，但在当时是大大的进步；科学阶段就真正提出了地球围绕太阳转。我们还在唱‘东方红，太阳升’，这是太阳颂歌，是原始自然崇拜，还是最原始的思想啊。” 他的文章气势磅礴，洋洋洒洒，敢讲真话，妙趣横生，往往使人读得怦然心动。 周老在书中《四种传统文化略述》及《附录：从“河西河东”到“双文化论”》等文中表示了他不同意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也不赞同将文化简单分为“东”“西”两种。他说，“改革开放之后季羡林先生提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说世界文化的接力棒要传到中国来了，许多人很高兴。我不参加这些讨论。八十五岁以后人家要我写点文化的东西，我就提出‘双文化论’。首先文化不是东方、西方这么分的，谈文化要拿历史作根据。古代有好多个文化摇篮，后来逐步融合成四个地区传统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和西欧文化。西欧文化传到北美称西方文化。这四种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期相互流通，大致从十八世纪开始，不知不觉发展为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文化，由世界各国‘共创、 共有、共享。’比如说电灯，今天不能说美国文化了，是世界文化。从西欧传到北美的西方文化，发展民主较早，开创科技较快，是国际现代文化的主流，被称为‘西化’。但其他传统文化对国际现代文化都有重大贡献，不能低估。另外文化流动也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河西河东’论是由‘自卑综错’变为‘自尊综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只是‘夜行高呼’的懦夫壮胆”。他认为，目前流行的所谓“东方文化”应分为三大文化区，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文化”。这三种文化之间区别很大，不相统属；不像“西方文化”，发端于欧洲，兴盛于美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国际文化的主流。他说：“东西这四种文化相互交流，产生了一个国际现代文化，不分国家的，整个人类的，大家都公认的”。他还说，“文化方面我们的问题很大。中国是了不起的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落后，但借助文艺复兴起来，在科学、民主这两件大事情上跑到了前面。我们不敢学民主，只学科学，科学还只引进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除经济学之外没有开放，许多学科非常落后”。 他在《全球化巡礼》、《附录：从人均GDP看世界》、《小国崛起》及《科学的一元性》等文中还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发展的确出现了小国崛起、大国衰落这一现象，但美国却是一个例外，由于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美国仍旧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老人家认为，我国的人均GPD少之甚少，离大国崛起还远着呢！ 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全球化巡礼》、《两大文明古国的经济起飞》等篇文章中，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人类历史是不断的聚合运动。城邦聚合成国家，国家聚合成多国联盟，多国联盟聚合成世界组织“联合国〔UN〕”。城乡贸易聚合成全国贸易，一国贸易聚合成地区多国贸易，地区多国贸易聚合成多国文化圈，多国文化圈聚合成国际现代文化。全球化是人类聚合运动的新阶段。他认为，人类各方面的发展，聚合是与时俱进的。 周老还跟友人们说，人家问我对中国前途怎么看法，我说我一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中国的前途跟世界前途一样，因为整个世界在进步，中国不可能不进步。现在道路就只有一条了，本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苏联道路，一条是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只剩这一条了。这条道路上，有的走在前面，有的走在后面，后面的可能往前走，大家都走在一条道路上。 其实，谁能走在前面，关键是看谁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即谁掌握了先进的现代文化和科学技术。周老说，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中国要真正取得“三十年河东”的地位，必须在社会保障、贫富悬殊、腐败控制、环境安全等方面，不断改善，赶上发达国家，而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和科学化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周老曾对记者说过：“我向来不刻意说要讲真话，因为我从不讲假话。讲真话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我不会说自己不相信的话，自己相信的话当然是真话”。 该书的出版后记名之曰“一本讲真话的书”，这确实是位只讲真话而从不讲假话的老人，深为这位105岁的学者那股求真务实的精神所感动！ 窃以为，虽然世界各民族人民还可能会保留各自有效有用的传统，但随着相互之间的不断交流、学习和融合，无论是社会、精神、物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等诸多文明方面，世界各国人民最终都会航行到整个人类的、大家都公认的、具有普适、普世价值的大河上来，而不分河东河西！〔京且〕

、“血见黒而止”、“血见黒则止”、

河 东 河 西 ？ [原创 2010-04-15 16:18:43] 由于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季羡林先生先前所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论说大行其道。不少人认为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西方文明已经走下坡路。中国的崛起象征着东方文化将取而代之，东方文明将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甚至有人据此而认为上个世纪未以来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东西方“交会期”，什么未来的科学将是“东方科学”，是中国人的“自然国学”。西方不亮东方亮，就连现代医学也将由传统中医来领航了！ 众所周知，虽然人类有着共同的祖先，但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几乎无时无刻无处不感受到东西方人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及所造成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生活习俗、民族心理、行为方式等种种明显的差异，以及由此而形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色。 但就现代社会的民主与科学诸多方面而言，各民族有着趋同性、普适性、普世性。否则世界就不会有如同人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地球村”的出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一个地方有个什么动作，其他地方很快就会知道，就会学习了。 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人类社会的进步，靠的是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知识就是力量”。 最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105岁的学者周有光老先生的《朝闻道集》一书，封面上具名：“周有光先生在一百零五岁之前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封底还有三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在，老骥千里。忧天下，仁人奋起”。书中共辑录了周老的39篇文章，是这位105岁的经济学家、语言文字学家近年来对世事所观所感所写的各类杂文，其中包括作者百岁之后所写的23篇新作。全书共分五部分：华夏思古、读史纪实、文化演进、语文探新、笔尖畅想。涵盖了经济学、语言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真知卓见。总体上偏重于对世界历史与文化的思考，特别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进行纵横比较，阐明了东西文化的优劣长短。 他认为，“社会的发展规律最简单就是这三样东西：经济从农业化、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是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文化从神学思想到玄学思想再到科学思想”。他还就文化的发展而说道：“神学的特点是依靠‘天命’，玄学重视‘推理’，科学重视‘实证’。举个例子，神学阶段说太阳不会动；后来看到太阳东升西落，得出结论太阳围绕地球转动，这是玄学，没有实证，但在当时是大大的进步；科学阶段就真正提出了地球围绕太阳转。我们还在唱‘东方红，太阳升’，这是太阳颂歌，是原始自然崇拜，还是最原始的思想啊。” 他的文章气势磅礴，洋洋洒洒，敢讲真话，妙趣横生，往往使人读得怦然心动。 周老在书中《四种传统文化略述》及《附录：从“河西河东”到“双文化论”》等文中表示了他不同意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也不赞同将文化简单分为“东”“西”两种。他说，“改革开放之后季羡林先生提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说世界文化的接力棒要传到中国来了，许多人很高兴。我不参加这些讨论。八十五岁以后人家要我写点文化的东西，我就提出‘双文化论’。首先文化不是东方、西方这么分的，谈文化要拿历史作根据。古代有好多个文化摇篮，后来逐步融合成四个地区传统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和西欧文化。西欧文化传到北美称西方文化。这四种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期相互流通，大致从十八世纪开始，不知不觉发展为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文化，由世界各国‘共创、 共有、共享。’比如说电灯，今天不能说美国文化了，是世界文化。从西欧传到北美的西方文化，发展民主较早，开创科技较快，是国际现代文化的主流，被称为‘西化’。但其他传统文化对国际现代文化都有重大贡献，不能低估。另外文化流动也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河西河东’论是由‘自卑综错’变为‘自尊综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只是‘夜行高呼’的懦夫壮胆”。他认为，目前流行的所谓“东方文化”应分为三大文化区，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文化”。这三种文化之间区别很大，不相统属；不像“西方文化”，发端于欧洲，兴盛于美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国际文化的主流。他说：“东西这四种文化相互交流，产生了一个国际现代文化，不分国家的，整个人类的，大家都公认的”。他还说，“文化方面我们的问题很大。中国是了不起的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落后，但借助文艺复兴起来，在科学、民主这两件大事情上跑到了前面。我们不敢学民主，只学科学，科学还只引进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除经济学之外没有开放，许多学科非常落后”。 他在《全球化巡礼》、《附录：从人均GDP看世界》、《小国崛起》及《科学的一元性》等文中还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发展的确出现了小国崛起、大国衰落这一现象，但美国却是一个例外，由于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美国仍旧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老人家认为，我国的人均GPD少之甚少，离大国崛起还远着呢！ 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全球化巡礼》、《两大文明古国的经济起飞》等篇文章中，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人类历史是不断的聚合运动。城邦聚合成国家，国家聚合成多国联盟，多国联盟聚合成世界组织“联合国〔UN〕”。城乡贸易聚合成全国贸易，一国贸易聚合成地区多国贸易，地区多国贸易聚合成多国文化圈，多国文化圈聚合成国际现代文化。全球化是人类聚合运动的新阶段。他认为，人类各方面的发展，聚合是与时俱进的。 周老还跟友人们说，人家问我对中国前途怎么看法，我说我一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中国的前途跟世界前途一样，因为整个世界在进步，中国不可能不进步。现在道路就只有一条了，本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苏联道路，一条是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只剩这一条了。这条道路上，有的走在前面，有的走在后面，后面的可能往前走，大家都走在一条道路上。 其实，谁能走在前面，关键是看谁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即谁掌握了先进的现代文化和科学技术。周老说，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中国要真正取得“三十年河东”的地位，必须在社会保障、贫富悬殊、腐败控制、环境安全等方面，不断改善，赶上发达国家，而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和科学化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周老曾对记者说过：“我向来不刻意说要讲真话，因为我从不讲假话。讲真话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我不会说自己不相信的话，自己相信的话当然是真话”。 该书的出版后记名之曰“一本讲真话的书”，这确实是位只讲真话而从不讲假话的老人，深为这位105岁的学者那股求真务实的精神所感动！ 窃以为，虽然世界各民族人民还可能会保留各自有效有用的传统，但随着相互之间的不断交流、学习和融合，无论是社会、精神、物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等诸多文明方面，世界各国人民最终都会航行到整个人类的、大家都公认的、具有普适、普世价值的大河上来，而不分河东河西！〔京且〕

“红黑则止”的经典理论，如今还管不管用？或者早就成了“火反克水”、“红反克黑”了！〔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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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东 河 西 ？ [原创 2010-04-15 16:18:43] 由于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季羡林先生先前所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论说大行其道。不少人认为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西方文明已经走下坡路。中国的崛起象征着东方文化将取而代之，东方文明将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甚至有人据此而认为上个世纪未以来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东西方“交会期”，什么未来的科学将是“东方科学”，是中国人的“自然国学”。西方不亮东方亮，就连现代医学也将由传统中医来领航了！ 众所周知，虽然人类有着共同的祖先，但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几乎无时无刻无处不感受到东西方人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及所造成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生活习俗、民族心理、行为方式等种种明显的差异，以及由此而形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色。 但就现代社会的民主与科学诸多方面而言，各民族有着趋同性、普适性、普世性。否则世界就不会有如同人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地球村”的出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一个地方有个什么动作，其他地方很快就会知道，就会学习了。 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人类社会的进步，靠的是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知识就是力量”。 最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105岁的学者周有光老先生的《朝闻道集》一书，封面上具名：“周有光先生在一百零五岁之前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封底还有三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壮心在，老骥千里。忧天下，仁人奋起”。书中共辑录了周老的39篇文章，是这位105岁的经济学家、语言文字学家近年来对世事所观所感所写的各类杂文，其中包括作者百岁之后所写的23篇新作。全书共分五部分：华夏思古、读史纪实、文化演进、语文探新、笔尖畅想。涵盖了经济学、语言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真知卓见。总体上偏重于对世界历史与文化的思考，特别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进行纵横比较，阐明了东西文化的优劣长短。 他认为，“社会的发展规律最简单就是这三样东西：经济从农业化、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是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文化从神学思想到玄学思想再到科学思想”。他还就文化的发展而说道：“神学的特点是依靠‘天命’，玄学重视‘推理’，科学重视‘实证’。举个例子，神学阶段说太阳不会动；后来看到太阳东升西落，得出结论太阳围绕地球转动，这是玄学，没有实证，但在当时是大大的进步；科学阶段就真正提出了地球围绕太阳转。我们还在唱‘东方红，太阳升’，这是太阳颂歌，是原始自然崇拜，还是最原始的思想啊。” 他的文章气势磅礴，洋洋洒洒，敢讲真话，妙趣横生，往往使人读得怦然心动。 周老在书中《四种传统文化略述》及《附录：从“河西河东”到“双文化论”》等文中表示了他不同意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也不赞同将文化简单分为“东”“西”两种。他说，“改革开放之后季羡林先生提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说世界文化的接力棒要传到中国来了，许多人很高兴。我不参加这些讨论。八十五岁以后人家要我写点文化的东西，我就提出‘双文化论’。首先文化不是东方、西方这么分的，谈文化要拿历史作根据。古代有好多个文化摇篮，后来逐步融合成四个地区传统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和西欧文化。西欧文化传到北美称西方文化。这四种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期相互流通，大致从十八世纪开始，不知不觉发展为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文化，由世界各国‘共创、 共有、共享。’比如说电灯，今天不能说美国文化了，是世界文化。从西欧传到北美的西方文化，发展民主较早，开创科技较快，是国际现代文化的主流，被称为‘西化’。但其他传统文化对国际现代文化都有重大贡献，不能低估。另外文化流动也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河西河东’论是由‘自卑综错’变为‘自尊综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只是‘夜行高呼’的懦夫壮胆”。他认为，目前流行的所谓“东方文化”应分为三大文化区，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文化”。这三种文化之间区别很大，不相统属；不像“西方文化”，发端于欧洲，兴盛于美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国际文化的主流。他说：“东西这四种文化相互交流，产生了一个国际现代文化，不分国家的，整个人类的，大家都公认的”。他还说，“文化方面我们的问题很大。中国是了不起的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落后，但借助文艺复兴起来，在科学、民主这两件大事情上跑到了前面。我们不敢学民主，只学科学，科学还只引进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除经济学之外没有开放，许多学科非常落后”。 他在《全球化巡礼》、《附录：从人均GDP看世界》、《小国崛起》及《科学的一元性》等文中还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发展的确出现了小国崛起、大国衰落这一现象，但美国却是一个例外，由于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美国仍旧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老人家认为，我国的人均GPD少之甚少，离大国崛起还远着呢！ 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全球化巡礼》、《两大文明古国的经济起飞》等篇文章中，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人类历史是不断的聚合运动。城邦聚合成国家，国家聚合成多国联盟，多国联盟聚合成世界组织“联合国〔UN〕”。城乡贸易聚合成全国贸易，一国贸易聚合成地区多国贸易，地区多国贸易聚合成多国文化圈，多国文化圈聚合成国际现代文化。全球化是人类聚合运动的新阶段。他认为，人类各方面的发展，聚合是与时俱进的。 周老还跟友人们说，人家问我对中国前途怎么看法，我说我一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中国的前途跟世界前途一样，因为整个世界在进步，中国不可能不进步。现在道路就只有一条了，本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苏联道路，一条是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只剩这一条了。这条道路上，有的走在前面，有的走在后面，后面的可能往前走，大家都走在一条道路上。 其实，谁能走在前面，关键是看谁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即谁掌握了先进的现代文化和科学技术。周老说，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中国要真正取得“三十年河东”的地位，必须在社会保障、贫富悬殊、腐败控制、环境安全等方面，不断改善，赶上发达国家，而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和科学化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周老曾对记者说过：“我向来不刻意说要讲真话，因为我从不讲假话。讲真话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我不会说自己不相信的话，自己相信的话当然是真话”。 该书的出版后记名之曰“一本讲真话的书”，这确实是位只讲真话而从不讲假话的老人，深为这位105岁的学者那股求真务实的精神所感动！ 窃以为，虽然世界各民族人民还可能会保留各自有效有用的传统，但随着相互之间的不断交流、学习和融合，无论是社会、精神、物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等诸多文明方面，世界各国人民最终都会航行到整个人类的、大家都公认的、具有普适、普世价值的大河上来，而不分河东河西！〔京且〕

“五 行” 的 概 念 到 底 是 什 么 [原创 2010-03-29 18:27:04]

记得，2006年12月份“凤凰卫视”某专栏节目中有一个采访何祚庥院士的镜头，何院士明确指出中医的阴阳五行是伪科学，说肺属金、肝属木之类毫无依据〔大意如此〕。

在节目现场做客的文化学者王鲁湘先生却反驳道：何院士把金、木、水、火、土与自然界五种具体的物质相等同，金就是金属，木就是木头了，是概念上的常识性错误〔大意如此〕。此话一出，结果引来台下无知的观众一片掌声。

那么“五行”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任应秋先生所编著的《阴阳五行》一书中就认为：“阴阳五行都是在说明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行《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中医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一书第34页“五行”辞目中这样写道：“五行学说是古代自然哲学之一。医学上的五行学说主要是五行配五脏为中心：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但中医的五行学说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以五行通套一切，故不免有某些牵强附会，脱离实际的内容。应当在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在中西结合的实践过程中，批判地继承”。

毫无疑问，“五行”是古人对客观世界物质和现象的原始认识，连中医业内人士自己都认可了的事实，王鲁湘先生的辩解是反驳不了何祚庥院士的观点的！

其实，无论是古代历史上关于五行学说的所谓“五祀说”、“五星说”、“五方说”、“五数说”、“五工说”、“五官说”等等说法，或者是现实中的五种物质说，是具体的也好，抽象的也好，实体也好，属性也好。都是一心想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统一起来，不仅企图建立自然界各领域之间的所谓联系，还企图建立起人类社会的组成联系；不仅企图用以说明各个领域内过程之间的所谓联系，还企图用以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总的联系乃至人体内部各脏腑经络之间的联系，充分体现了其自然哲学的特征，纯粹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它所想实现的目标可谓辉宏伟大，但它的所谓实践经验的基础却薄弱得十分可怜，更无法揭示出人体组织器官之间真实完整的联系。

如果说金、木、水、火、土仅是一种“隐喻”，那么“本体”就必须和“喻体”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所以“五行”与“五脏”的对应关系和所谓“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机理，中医必须予以明确回答。如果这种回答无法得到实践检验和逻辑检验的证实并拿出证据来，那就是玄想和胡诌，称之为“伪科学”是一点也不会过份。把这样一种虚构的所谓整体观用来指导治病救人，其结果可想而知！

近日，何祚庥院士在接受《辽宁日报》记者采访时，一贯关注社会问题的他依旧坚持自己对中西医优劣的判断。他说，“我不是医学专家，但中医的问题绝对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也不仅是中医、西医之间的争论。中医问题其实是科学和不科学或伪科学之间的争论，也涉及到哲学命题的争论，涉及唯心论和唯物论之间的争论。从这个角度讲，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

并从“中医治不了大病”；“中医是一种笼统思维”；“中医好吹牛”；“此‘辨证’非彼‘辩证’”；“泥古不化是最大误区”；“中医出路在于科学化改造”等诸多方面的事实论说了中医须接受现代科学改造。

其实，中医科学化的口号已喊了好几十年了，中医现代化的口号也喊了快四分之一个世纪！何祚庥院士还说道，当代中医人士优先要做的事情，是在区分“精华”与“糟粕”基础上，进行“整理”和“创新”，再传授给学生。“非常遗憾的是，那些中医大学教授们却把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推给学生！请恕我不客气地说，中医学院里教授们太懒，或自己也没有能力读懂这些原著，消化不良，也就没有能力再教给学生 ”。

何院士不是不客气而是太客气了！可能，中医教授们再怎么“整理”和“创新”，再怎么勤快，也无法教给学生什么科学的东西，因为其中根本就没有科学的成分，充其量只是中医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历史而已。其实，狗屎的精华还是臭狗屎，糟粕的精华不更是糟粕！

在谈到“阴阳五行”时，他又说道“虽然有人声称‘中医学的阴阳五行理论博大精深’；但很遗憾，我们这些能读懂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物理学工作者，就是读不懂玄而又玄的‘阴阳五行’”！

“举一个例子，按照阴阳五行理论，肝的部位在左侧。现代解剖学很清楚地说明肝在右侧。某些中医‘理论家’辩解说，西医中的‘肝’和中医所说的‘肝’不一样，也就是说人们将无法通过解剖来验证阴阳五行的理论是否正确。但是，那些力挺中医理论学说的‘理论家’们，却不知道现代科学哲学已出现了一个公认的观点：任何科学的理论，必须具备可证伪性，也就是必须有可检验的实践来辨别理论的真伪 ”。

如果说，连能读懂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物理学工作者都读不懂的东西，不淘汰掉，还留着有何用！还能接受何院士所提出的现代科学改造吗？

其实，世界上别的民族的传统医学早已被现代医学所取而代之。然而在中华大地上这一历史进程却遭到来自封建卫道士们的强烈抵抗，以至于在提倡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官方仍然保留其正统医学的地位，大多数国人居然盲目、糊涂乃至心安理得的承受着。真是荒唐至极。

由此看来，“五行”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不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吗！〔京且〕

钱老的尴尬 中医的顽疾 [原创 2010-03-28 16:33:39]

近日，在网上看了王世保《清算钱学森误导中医发展言论的意义》以及《发展中医：不要把钱学森的谬论当指导》等愽文之后，颇为钱老感到尴尬，也为中医的“顽疾”而感到无奈！

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以九十八岁高龄与世长辞，在中国乃至世界华人中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诸多的评论。正面的评论多涉及他在美国面对不公正对待而坚持回归祖国以及回国后对中国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负面的评论则多涉及他五十年代大跃进期间在报刊上就粮食产量发表的言论和八十年代对开展“中医现代化”、“人体科学研究”的倡导。

王世保在文章中说：“无论是从二00二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还是从二00六年发布的《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二00六～二0二0年〕》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出现代中医药发展的方向正是按着钱学森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指导的路线进行着，钱学森发表的用现代科技和西医改造中医药理论的言论推动了中医的科学化与异化。然而，近半个世纪的中医改造实践证明：中医理论现代化阐释不是在认识中医药理论，而是在用现代科技和西医的思维与理论对其进行废除性的替代，中医最终被还原成了西医，进入了被边缘化的衰败境地”。并认为“只有在中国，也只有在属于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医文化领域里才出现“外行指导内行”、“教士指导和尚”的极其愚蠢和无知的现象”。提出要“纠正当前还在被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的中医科学化政策，使中医真正回到按着自己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决定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上来”。

王世保将中医最终被还原成了西医而被边缘化了的现状，归罪于钱老的“外行指导内行”、“教士指导和尚”，连“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的中医科学化政策”也遭到他的质疑，实属不该！其实，早在全国解放之初，贺诚、王斌就是新中国的第一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主持工作兼卫生部党组书记。两人就根据毛主席的“改造中医”的指示，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以实际行动把主席的指示发展变成了“取消中医”，后世有人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两位部长可谓有胆有识，对人民负责，真的很了不起，不愧是老红军战士。贺诚曾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王斌也提出，“中医看病，只不过是给那些贫苦的农民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而已”。两位部长后来却遭到主席的严厉批评、撤职批判，深刻检讨，至今仍未获平反昭雪。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后，真正提出要“改造中医”的不是别人，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钱老可是两面不讨好，左右难做人，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反对中医的抵毁他，保卫中医的说他是“误导”，是“谬论”要“清算”他。我以为当年钱老之所以力挺中医，主要还是一种民族情怀和对国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中医现代化的憧憬，并希冀通过“中医现代化”和“人体科学研究”，实现“医学科学革命”乃至“科学革命”。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他不可能不懂科学理性，科学精神和科学范式，否则国家的导弹就不可能准确无误的打出去，卫星、飞船也上不了太空遨游。何况他所提倡的所谓“中医现代化”是百年之后的事情，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否则他就不会提出要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解读“中医的经典理论”。百年之后的中医咋样？王世保能说出个道道来吗？

钱老当年只不过是为传统的“气功”、“特异功能”等等特异现象所误导，把董仲舒的“天人合一”、“阴阳术数”思想以为是现代科学的“人天观”、“系统论”的原始雏形，企图以此说明华夏民族的聪明睿智。不了解中医所谓“疗效”背后的真实原因，为其所迷惑。犯了科学家所不该犯的错误，犹如牛顿晚年信奉宗教神学一般。但此事在二十世纪末，早已掩旗息鼓，应该说钱老后来应该是清楚明白了的！

其实，中医的不景气，被边缘化，王世保在其另一篇文章《振兴中医：需先治中医先生们的“顽疾”》中说得非常清楚明白：“……由此看来，中医在近代衰败的原因，不在中医理论所谓的‘落后’，而在中医家队伍的日益西化”。“如果当下的中医家队伍不知道如何去掌握和利用这个工具，那么中医的社会功能就会被拟制，中医必然走向衰败之路。毫无疑问，中医在现代已经衰微至极，不仅医疗队伍日益萎缩，其疗效水平也日趋降低。我们要想再次振兴中医，就必须把工夫用在中医家队伍的拯救上；要想拯救中医家队伍，就必须先明了中医家队伍在西化的文化环境下患了哪些顽疾，只有正确清晰地诊断，才能做到有效地对证施治”。

明明是中医自家队伍“日益西化”的事，患了“顽疾”，需要“拯救”。却把祸水泼到钱老先生头上，作为一名学者，王世保也太不地道。作为一名中医家的王世保更应到临床亲自体验，拿出点真本事，提高“日趋降低”的中医“疗效水平”。否则都是纸上谈兵，不着边际，“拯救”不了中医。

所谓中医的“顽疾”，“中医家队伍的日益西化”，“现代已经衰微至极”，需要“拯救”，连自家都不相信的事儿，倒是应当引起中医业内人士的重视。

理应好好“辨证论治”一番了，到底是外因抑或内因？有道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实钱老当年早已给中医这一“顽疾”做过诊断：“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怎么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呢？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见钱学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应当说理论不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这才是中医“顽疾”的症结所在，是令当代中医深感忧患的问题。

一门自以为是，既有中西医结合保驾护航，又受到国家宪法政策法规保护和支持的所谓传统学术却走到了身患“顽疾”需要“拯救”的地步，还有何存在之意义？如果自己不能解决问题，又不能坚持固守，势必被改造，被淘汰，该死的终归会死掉，何足以惜！〔京且〕

此时不写 更待何时！ [原创 2010-03-26 21:36:56] 邓铁涛老先生曾经多次抱怨说：“中医临床教科书与临床实践脱了节，教科书讲的理法方药，在药房中找不到，看不见，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医临床水平较低甚至很低！当然，这里也有我们的责任”。 邓老先生所说的可是一句大实话。其实，何止是临床教科书，基础理论教科书不都是一个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医的老五院一版统编教材就是由西学中班的人主持编写的，以后各版则是其延续和不断增加内容。例如对“气”的解释，1958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南京中医学院主编的《中医学概论》说：“气的意义，广泛而复杂”，对气还没有个统一的认识。6年之后的1964年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北京中医学院的《内经讲义》指出“气的含义有二，一指流通着的微小难见物质……一指人体脏器组织的活动能力”。1978年，又出版了北京中医学院主编的《中医学基础》，这本书在重复了前面的观点之外，又加上了一句，“但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前者是后者的物质基础，后者为前者的功能表现”。如今对中医“气”的解释已经不仅是“炁”而是“场”了。单这“气”到底是什么，就够你去琢磨的了！ 时下，中医大学的各类本科和各级各类研究生的教材，以及各种各样的专著，为了制造一个似模似样的理论系统，不惜牵强附会。把现代科学的所谓“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什么“老三论”、“新三论”、更新的东西都塞了进来。将什么“黑箱理论”、“模糊数学”、“以太”、“浑沌”等等毫不相干的概念，硬性比附。 把古人现代化，把古代的思想现代化，不能不说存有几分攀附心理，也为学界所诟病。这些玩意儿除了可以吹嘘中医经典理论的高深莫测之外，连自己也没弄个清楚明白，却要装腔作势来糊弄人，实在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不过，那些所谓中医理论大师，如不让他们吹嘘这些东西，又能吹出别的什么东东来能让人信服呢？ 可以肯定地说，以往绝大多数中医医生源自于民间，原本有着丰厚的实践意识，有一技之长，并没有那么多所谓“理论”。他们是不会去看《内经》、《本草》、《伤寒》、《金匮》、《温病》等中医经典著作的。只是家传相承、师徒相授，充其量只是看看《药性赋》、《汤头歌诀》、《医学三字经》和师傅真传什么的，靠经验来看病。希盼能立马见效、药到病除、妙手回春。 因而根本就不知道还有所谓博大精深的中医“经典理论”，更不知道现代中医的什么“传统科学”。所以那些人为制造出来的所谓完整独特、博大精深的系统理论，无非是花瓶和摆设罢了，只会对那些想拿文凭和学位、评职称、评大师的“学院派”的人们才会有点用，而对民间中医生来说没有丝毫用处。只能说到不能做到，理论不能指导实践，哪能不与临床“脱了节”。 中医的教科书基础的指导不了临床，临床的又不能指导医疗临床实践，这“脱了节”的事早已是不爭的事实。 一位学现代医学的长辈曾说，中医界可以说是乱象丛生。你看那中医医院的中医生所写的病历，那里还有什么中医基础理论，不都是学了现代医学那一套。所谓“阴阳五行”学说，实则是春秋战国时期邓析那“阴阳两可”的诡辩手法，所谓阴中有阳，阳中又有阴是也。什么民间派、学院派、经典派，还有那荒诞无稽的所谓“各家学说”，简直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伤寒家”说是“寒”，“温病家”说是“温”，“寒凉派”说是“火热”，“滋阴派”说“阴不足”，“补阳派”说是“阳不足”，“补土派”说“脾虚”，其实大家都没看到那件新衣裳，只是凭自己想当然而作出的不同诠释。总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爭辩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不象现代医学，一个新的理论产生后，只要大家都认可，并得到临床验证，旧的理论就会被淘汰。而且还在不断继续地探索、追求、发展和扬弃着。由此可见中医是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可言了的。 听到这话，作为中医人心中确实不是滋味，难道人家说得不对！真不知当下的“国医大师”、名老中医、名中医们又有何感受？ 邓老先生可是中医世家，又有七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功底深厚，如今的“中医泰斗”、“国医大师”，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有着义不容辞、不可推卸的责任。理应认认真真担当起历史的责任来，编出一套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用价值高水平的中医临床教科书来，以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典范。可是，邓老先生却十分谦虚，始终未见其动笔。为什么不肯动笔？此时不写，更待何时！那怕是自己耄耋之年精力有限，只稍动口不动手，弟子们代劳也未尝不可哦，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其实，只要不是少数神人们所具备的那种“也许一个也没有”学到的“内证能力”，而且学了之后，治病灵验，立杆见影，可以重复，经得起实践检验和逻辑检验，人们自然会努力学习之实践之，不管是民间的抑或科班出身的学院派、经典派乃至现代医学的医生们，都会奉之为圭臬经典，努力认真效法。 所以，大家都非常期盼邓老先生能有这样一套与中医临床实践不脱节，能说到做到，大众化的中医临床教科书刊出，以提高中医临床水平和能力，而绝不是什么“理论专著”和“邓老凉茶”哦！〔京且〕。

实践不是真理 经验不是科学 [原创 2010-03-20 15:26:34] 乍听这两个否定判断，可能有人不会苟同，尤其是中医业内人士。中华民族有近五千年的历史，中医是两千多年来华夏民族与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总结，怎么就不科学、不真理了呢！ 长期以来，由于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是经验科学”的误读，因而产生所谓“实践就是真理”、“经验就是科学”的偏见。其实，真理有真理标准，科学有科学范式。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回到基本概念层面上来，作详细分析和解读。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实践是认识的阶梯，科学真理沿着实践的阶梯前进。真理被认为是永恒的、不变的，这也是对真理最通俗的描述。第一次对真理进行哲学思考的是亚里士多德，近世几乎所有真理理论都可以追溯到他。《形而上学》中记述了他的名言：“是什么说不是什么，不是什么说是什么，这是假的；是什么说是什么，不是什么则说不是什么，这是真的”。这可能是“实事求是”最早的西方版本。 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对，这没错！实践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实践是实践，检验是检验，真理是真理，标准是标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毛公关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随后有人提出“人的错误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等问题一直没得到应有的认真讨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检验不能一次完成”、“实践检验的有效性需要评价”、关于“实践检验”和“逻辑检验”的关系、以及关于“实践活动与真理的标准是否为同一种东西的问题”等等这些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关的哲学问题，也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当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已成为人们挂在嘴边的常识。但实践是怎样验验真理的，真理标准又是怎样掌握的，仍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所谓“检验真理”，就是作为检验者应依据既定的真理标准，通过其主体活动，即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来对既有的一定知识进行检核、验证。经过这样的检验，其知识被确认为符合既定真理标准的就被认为是真理，否则就被认为不是真理。 所谓“真理标准”，是有多方面的指标的，至少应当包括公理指标、逻辑指标、数据指标等等。这些用于检验真理的指标，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人私自确定的，而是历史地形成而获得一定同共体普遍认可的。因为实践的效果是多重的，检验判断的标准是多元的。而且实践检验本身，又要通过认识来进行，还有一个对实践标准的认识与把握是否正确的问题。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也是如此，对检验的客观性、标准的全面性，还要作出科学的分析。 实际上，人类在社会领域的实践本身都必须接受人类历史所形成的普遍的人类价值标准的规范和评判。小偷盗窃的成功，不能证明他偷东西的方式和技巧的高明和正确。同样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成功了，也不能证明他的法西斯理论就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实践检验活动与真理标准确定不是一回事，人类的实践活动可多着呢！如果实践就是真理，则世界遍地是真理，没人会犯错误，人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其实，真理的实践检验是多次的、反复的、可重复的，真理是经无数次实践总结和提升而來的。某一次或某一阶段的实践不可能成為真理的判官，某个人某一次实践或某一阶段的实践更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的实践检验的情况还需要反复评价。真理的实践检验还要与逻辑检验同时进行，不仅要经得起实践检验，也要经得起逻辑检验。所以，实践不是真理，离真理还远着呢！ 所谓经验，就是从已发生的事件中获取的知识，但知识有着任何自觉活动的属性，而并非科学所特有的属性。科学是求真务实的态度和思维严谨地研究问题的方法，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客观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科学是人类智慧结晶的分门别类的学问。科学就是讲求证据，逻辑严密的人类认知。 任何人只要做一点有用的事,总会有一点报酬,这种报酬就是经验,这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也是人家抢不去的东西。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区别，常在于成功者能从经验中获得益处，并以不同的方式再次尝试，失败者却往往只能从经验中获得坏处，所以经验也有好有坏。 经验本身并不是科学，光凭经验证明还不行，而不按科学的方式方法和基本范式加以探讨研究，是不可能归纳出科学理论来的。科学真理的检验，也必须运用公理指标、逻辑指标、数据指标等等，它们是不能凭个人私意来确定的，而必须得到一定的科学团体的共同承认。因此应当从科学的更高的原则来理解个案经验没有说服力。所以，经验不是科学，经验只是科学所研究的素材。 把中医没有说服力稀里糊涂的个案称之为“经验科学”的说法本身就不科学，按中医个性化的治疗原则，其实治好了一个、一百个、一千个乃至一万个病人都只是经验的累积和罗列，而不是科学理论的总结。 科学还有一个独特的基本特征，那就是始终能够保持批判精神，因而能够不断扬弃过时的经验、知识乃至陈旧的科学理论，并进行自我纠正，永远向前迈进。 因此，从根本上否定“实践就是真理”、“经验就是科学”这两个偏颇的判断，并强调“实践不是真理，经验不是科学”两个否定判断和命题，符合真理和科学本质特征的基本要求。对中医学子们，尤其是中医铁杆粉丝来说也是一种提醒和警示，也是现代人所必备的基本常识，免得不断产生诸多毫无意义和永无休止的爭辩！ 其实，中医的实践只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自我实践，既不是人类实践的总和，也不是亿万人相同的实践。所以，难以迈向真理的门槛；中医的经验也只是个人或少数人的经验，不是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的经验，因此，难以进入科学的殿堂。〔京且〕

“逼 良 为 娼” [原创 2010-03-18 07:58:40]

之所以给这四个字的题目加上引号是因为这话可不是一般等闲之辈所言，而是出自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陆某之口。是两年多之前，陆某人在与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专栏节目主持人对话时所说。

主持人在开场白中曾说道：“……尽管中医被西方人称为‘第五大发明’，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被中医救治、滋补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对它却越来越陌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就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医被边缘化了。那么，什么是中医的传统是什么、它的出路在哪里？ 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陆某某先生。欢迎您，陆先生。”

在演讲人作完演讲报告之后，与主持人有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对话。为避断章取义之嫌，笔者特将这段对话原版完整录下：

——主持人：谢谢陆先生今天就《中医的传统和出路》给我们进行的演讲。其实关于中医呢，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特别地关心，所以今天我们也收集到了很多网友的问题，他说他也经常会去中医院看病，这是过去啊，他说但是每次走进中医院呢，却发现这些中医院一样让他去做各种各样西医药做的那些检查，而且呢给他开出来的这些药呢也常常都是西药，所以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中医院是不是披着西医院，啊，这个中医院是披着中医院外衣的西医院，说起来虽然有点拗口，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有点道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问您，还有什么必要去看中医。

　　——陆：在美国在韩国，你是中医，你就是中医，你就是开中药方子，你不能用西药，我们在德国有个中医院，巴伐利亚州，十几年了，那我就开中药，对吧。就是说能不能西医，就不要用中药，中医不要用西药，有人建议过，但是由于西医处在一个主体的地位，中医要被批评，说你不懂病嘛，所以就学了西医了。但是学了西医以后呢，再加上社会上对西医的认可，对中医不理解，所以产生了这个情况，我不能怪这医院，也不能怪这个医生，问题就在于他对自己中医的自信缺乏了。还有一个问题，社会。比如说你发炎了，你不用抗菌素，最后找你算帐的，懂吗？这是一个社会，所以某种意义上逼良为娼，不是他本人的问题。



好个“逼良为娼”，荒谬至极！听完这段对话，心中纳闷，使人不着边际，实在不敢恭维。到底是“逼良为娼”还是“自甘堕落”？抑或“为人民服务”使然？

照此说来中医根本就不应该办什么中医医院，不妨顺着陆某人原话的逻辑说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办中医医院就等同于开“妓院”了，院长大人岂不是成了“妓院”的老板娘。必须将这“逼良为娼”的罪魁祸首揪出来，绳之以法，以拯救广大中医！

看来，中医只能是走方悬壶济世或是坐堂中药店里的甩手郎中。治得好是福、是命；治不好也是福、是命。没了缘份，拂袖而去，另请高明。

真所谓：“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有命不怕病，有病有药应”。其潜台词恐怕就是“无命就怕病，有病无药应”了。难怪佛门弟子都说，舍得就是福哦！〔京且〕

“格 物 致 知” [原创 2010-03-15 12:01:25] “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礼记·大学》中所论述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文中仅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也未见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而可供参照意涵，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现在社会上关于“格物致知”的流行诠释是根据南宋朱熹等人的“宋明理学”部份观点，认为“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道理”。 “格物致知”的真正意涵，已是儒学思想史上的千古之谜。从最早为《大学》作注的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一直到现代的儒学学者，已经争论了近两千年，至今仍无定论。明末刘宗周曾说：“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而由刘宗周至今，又经历了三百多年，更增加了许多不同见解。中国历代学者对于“格物致知”的观念一直争议不休，说法各异。 因而朱熹在“格物致知”上的观点也就成为后世社会上的普遍流行观点。所以在清末的洋务学堂中，就把后来从西方传来的“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称为《格致学》，即“格物致知”的简称。 古代中医理论的形成，吸纳融合了历史上道家与阴阳家的“心性修为”的自然哲学思想，在中医看来既需要“诚意正心”的修持，也需要“心性修为”的根本，才能成就中医的传统。所以现在有中医学家认为：宋明人将“格物”作为细微的分析讲，作穷究讲，仅此一途，已见他们不明“内证”，已见他们没有“实验”了，所以，只能在理上，在思辩上绕圈子，理学的产生究竟是不是由于“内证”的失传，这可以从宋明人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来作出判断。于是乎便提出所谓“内证实验”来。 其实，将“宋明理学”与现代的物理学，化学等学科混为一谈，宋明人兴许尚未达到这种水准。将现代中医学家所提出的所谓“内证实验”等同或超越现代的“科学实验”，现代科学也不会同意。 “宋明理学”应当说是国人认识史上的进步，其所探讨的问题十分广泛，比如，对本体与现象、理与气、心与物、动静观、知行论、人性论以及道德修养等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格物致知”的探讨和研究。 两宋社会经济各方面都较前有所发展，指南针、火药、活版印刷等世界三大技术发明都先后在这个时段完成。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它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合，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产物，也是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概括与总结。其对儒学传统中的“天命论”和“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以及对佛、道有神论的宗教迷信或神不灭论是持批判态度的。 但是，宋明人乃至中国古圣先贤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缺乏现代科学实验的技术检测手段，靠“诚意正心”和“心性修为”的主观冥想，要穷究事物的原理，毫无疑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对科学实验精神的全然无知，必然会导致抽象思辩的产生，“格物致知”就是这种抽象思辩的产物。 所以宋明人最终还是通过“修心养性”、“静坐内省”等方式方法，来达到存天理、去人欲、明心见性的目的，实质上就是晦庵先生所谓的“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也就是梁任公所谓的“心明便是天理”。于是心明就可以内视，心明就可以返观，经络隧道、五脏六腑就可一目了然，天下大事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了。将由此而悟出的所谓自然事物的本质、形态乃至所谓规律来类比于社会、人类的一切现象，以为实现社会的功利所服务。 所以朱熹说：“所谓格物云者，或读书，讲明义理；或尚论古人，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格物事也”。“格物是穷得这是当如此，那事当如彼，如为人君便当止于仁，为人臣便当止于敬”。 可见，“格物致知”的指导思想是所谓“直觉感悟”，最终还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科学实验与研究方面转移到适应当时封建统治的精神需求上去，不去考查、研究自然界的真实。这就必然会阻碍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 作为同时代的李时珍都懂得所谓“内证实验”的“内景返观”，宋明人不可能不知不明，更不可能失传。只是“西学东渐”之后，“宋明理学”逐渐发展为“明清实学”，人们开始质疑所谓“内证实验”是否客观存在？修持“内证实验”还有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就连当下提出“内证实验”的中医业内人士也认为：“我想在我们许多人里，也许会有人具备这样一种‘内证’能力，也许一个也没有”。说明这中医学的事儿只不过是少数人的医学，而不是凡夫俗子们所能学得到做得到的大众医学。自命圣贤，自设神坛，未免太“形而上”、“形而内”了。众多辛勤苦读的中医学子，不是让人给耍了、骗了，实在令人无法理喻！ 其实，梁任公除了上面所谓“心明便是天理”之句外，他在看到中国近三百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时，还曾指出：“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此外还有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见《梁启超诗文选》第418～419页〕 爱因斯坦虽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是一个直觉的信奉者”，但他逝世前的两个星期，1955年4月3日在同美国科学史家贝纳德·科恩的谈话中也曾说过，使用直觉的方法虽然比较有趣，但他还认为，使用直觉是十分危险的！ 2005年发行的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将“格物致知”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引入了“原理法则”、“理性知识”的概念，似乎是推陈出新，赋予了“格物致知”新时代的新含意。〔京且〕

现 代 医 学 缺 时 间 [原创 2010-03-12 19:17:17] 作者：王教授 在写愽文《中医缺什么？》时，就寻思着现代医学缺什么？既然中医缺科学的理性，那么现代医学缺不缺？还缺些什么？仔细琢磨，现代医学所缺的东西可多着呢！但归根结底缺的是时间。 纵观历史，人类试图认识和解释疾病现象、创造疗治疾病的医术，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由此形成了各个地域的传统医学或各个民族的民族医学。发端于中国的中医学，可以说是中国的传统医学；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医学，则是欧美的传统医学。它们都历经了漫长的蒙昧和幼稚阶段。 在公元1000年～2000年的千年中，尤其是1500年之后，以医学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如群星灿烂：现代解剖学的奠基人比利时医生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和血液循环的发现者英国医生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1657〕，发起了生理学的革命；发明显微镜的荷兰博物学家安东·列文虎克(Anton van Leeuwenhoek 1632～1723)；发明听诊器的法国医生让·雷奈克〔Rene Laennec 1781～1826〕；首创乙醚进行麻醉的美国外科医生克劳福德·朗〔Crawford Long 1815～1878〕；最先证明产褥热是接触传染的匈牙利产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 1818～1865〕；创新医院护理的英国护士弗劳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发明消毒术的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 1827～1912〕；化学治疗感染的开创者德国医生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 1854～1915〕；奠定心电图应用基础的荷兰生理学家威廉·艾因托文〔Willem Einthoven 1860～1927〕；发现青霉素开创了抗生素时代的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 1881～1955〕；发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美国科学家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 1914～1995〕等等，还有法国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立体化学创立者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德国医生、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 1843～1910〕；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魏尔啸〔Rudolf Virchow 1821～1902，或译作微耳和，新译作菲尔绍〕；奥地利植物学家，因提出性状遗传的基本规律被称为遗传学之父的格里戈·孟德尔〔Gregor Mendel 1822～1884〕；20世纪医学和科学上最重要的发现，生物遗传化学基质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弗兰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 1916～2004〕和詹姆士·华生〔James Watson 1928-〕因此名垂青史，并与毛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 1916-〕共享了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出生于波兰的物理化学家，因发现放射性和镭而闻名于世的玛丽·居里〔Marie Curie 1867～1934〕；英国医生、发明种痘预防天花，提示人类可以用免疫接种预防疾病的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 1749～1823，或译作詹纳〕；奥地利病理学家、免疫学家卡尔·兰德施泰纳〔Karl Landsteiner 1868～1943〕；德国物理学家、发现X射线的威廉·康拉德·伦琴〔Wilhelm Roentgen 1845～1923〕；奥地利神经病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等等。都是医学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特别是在最后100年里，医学科学取得了迅猛的发展。 20世纪以前的西方医学与东方传统医学一样，在所谓临床医学教科书中仍然充斥着从偶然观察到的假象得出的不可靠的经验。 就拿在东、西方传统医学中都有的“放血疗法”来说，1799年12月12日卸任后的美国开国元勋G·华盛顿，在暴风雪中劳累受寒后患上化脓性扁桃体周围炎,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医生为他进行了四次放血，这相当于他全部血液的三分之一。随即于12月14日就病逝。 对这种有害无益的治疗方法,也有人曾表示过怀疑，如1835年法国P·C·A·路易对上百名肺炎、丹毒、咽喉炎的病人进行观察分析后，发现放血疗法毫无作用。这个结论引起其他医生的批评与责难，认为他玷污了公认有效的传统疗法，路易本人也不敢为自己的研究结果辩护，仍继续用放血疗法治疗病人。 直到1953年斯大林患脑出血昏迷，原苏联的医生们还用水蛭放到他的头上放血。 这些事实都说明在临床工作中，人们更多地是采用直观经验的积累。研究方法的落后是临床医学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一些有害无益的治疗方法，例如放血、导泻、发疱、拔火罐、药草煎剂等等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的疗法，流传上千年而得不到纠正，也是致使许多疾病不容易找到有效疗法的主要原因。 欧美的传统医学在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肩上逐渐成长发展，最后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科学的医学，也称之为西方医学或西医，即后来的近、现代医学。虽然近、现代医学建筑在近、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但其早期的医疗实践仍然存在相当的技艺成分。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医疗主要还是一种技艺。当时医生能够做的只是诊断、向病人解释预后和安慰作用，以及不要把极少数有有效治疗方法的疾病漏诊了。 1937年当最早的磺胺类药物“百浪多息”在临床应用上产生奇迹之后才是医学革命的开始，其后青霉素和抗结核病等等药物相继问世，以及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才真正改变了医学科学的面貌。随后，由于其他科学技术发展进步，对医学科学产生了进一步的推动和发展。 因此有人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才是医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的时期。从此以后，现代相信科学的西医医生们再也不会从传统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去寻找灵丹妙药或灵感了。因而人们认为现代医学是最年轻的科学，充其量不足百年的历史，但其所取得的成效却非同小可。 现代医学作为生物科学的一个分支，具有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其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实践上的可检验性，能够自我验证、证伪和自我改正，不断弃旧创新，向前发展，永无止境。所指称的科学实验包括对疾病的认定、病因的确立和治疗方法效果的评价等等，其中尤其是强调对照、随机、双盲、大样本统计的临床试验是评定疗效的试金石，它的应用大大地推动了治疗方法的革新和进步。一切声称有效的医术都必须接受它的检验。 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或者淘汰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在医学科学技术里就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普遍规律。不仅中西医之间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西医和中医内部也存在这个问题，需要不断地创新。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错误的。 有人认为，WHO说现代医疗只能解决8%的疾病，但这应当是指病种而言，而病人数则是绝对的多数，是日常所见的常见病、多发病。也有人据此而应对失旨，偷换概念，转移论题，认为“现代医疗在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只占8%”。更有一位叫胡一呜的台湾风水师认为，现代医学没有科学，他们讲的是日新月异，他们一直推翻已有的错误结论才取得进步。“他们不断在推翻，他们天天都是错的嘛”，而像中国所发明的中医、风水等等一经确立就不会再有任何的变动，因此“所有的癌症在风水师来讲，〔解决〕也是易如反掌”的了。 其实，医学发展史上所出现过的重要事件，始终都贯穿着否定之否定规律，医学发展是在不断否定错误、模糊和空白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有这样医学才能不断向前发展进步。 可以说各国有各国、各民族有各民族不同的传统文化和艺术，但世界上却只有一种四海皆同的自然科学、医学科学，正是这种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给人们的思想插上翅膀，使之在宇宙的神秘王国里到处翱翔，探隐索微，解开人类生、老、病、死之谜。科学为世界打开了通向民主、自由和美好的道路，因为，照亮地球的，除了天上的太阳，就是人间的科学技术！ 尽管现代医学在许多专科范畴内，还有很多问题急待解决。例如癌症、慢性病、精神类疾病及不断产生的新生传染性、流行性疾病等等问题。但是人们只要回顾一下现代医学不足百年来的发展进程和历史、所取得的成就及其科学的实验方法，就知道其功不可没、令人鼓舞，满怀信心、前途无量。 时间是现代医学所最缺少的，时间将站在现代医学一边，时间将证明一切。后来居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时代在进步，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挡不了。 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之后，新时代的医学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崭新的天地，只是吾侪耄耋之徒已无缘见到和享受到了！〔京且〕

“五 行 无 常 胜” [引用 2010-03-11 14:17:51]
作者：王教授

这话出自《墨经·经上》：“五行无常胜，说在多。”

“五行常胜”是古代阴阳五行家的形而上学公式。其意为构成世界的五种元素金、木、水、火、土之间有一个固定战胜的顺序，实际上就是五行家平常所说的“相克”的固定关系。流行的公式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循环“相克”，顺序列凝固化。然后用这公式来附会国家的盛衰，人事的祸福，战争的胜负，农业的歉丰乃至人体五脏六腑之间的联系、疾病的发生。等等都按这个序列循环，形成种种迷信和偏见，存在神秘主义、形而上学的倾向。

《墨经》不同意这种固定公式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五行无常胜”的光辉命题，与这一公式完全相反的认识。即认为五行之间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相胜次序。在一个组合系统之中，究竟谁胜谁，谁负谁要作具体考察分析，其原则应当是哪个占优势哪个就胜，哪个处劣势哪个就负。这就是说，某两行之间的胜负关系，不仅要注意它们的质，还要注意它们的量。

如《墨经·经说下》所说：“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若识麋与鱼之数惟所利”。即火能熔化金属，是从质的角度看，火一般胜金，所以火占优势。但从量的角度来看却不尽然，金多则可胜少量之火，即反过来金属也能压灭炭火，即所谓“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这是由于金属占了优势，隐含着量变可以引发质变的思想萌芽。并接着说“若识麋与鱼之数惟所利”，犹如某山麋鹿多，某渊鱼鳖盛，完全取决于环境条件对其是否有利。

这里《墨经》只是举个例子来说明，其实，可以泛指其他几行。不仅金多，而且土多、木多、都可能“靡炭”，水多则更不用说了，其他各行亦可类推。《墨经》反对把“五行”之间的关系绝对化，而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变化无穷的。

可阴阳五行家们却只来个“反侮”了事，逆循环而已，所谓“反克”是也。与《墨经》之意大有出入。

《墨经》的议论颇具辩证意味，墨者所用推论形式为演绎、归纳、和类比相结合。其所用演绎推论形式如是：一、所有占优势者都是胜者；二、火〔金、土、木、水〕是占优势者；三、所以火〔金、土、木、水〕是胜者。而不拘于只谈火、金二行，其他各行亦在其中。

这是典型的演绎推理。由讨论“火铄金”和“金靡炭”两个个别事例，概括出“五行无常胜”的一般原则，属于典型分析式的归纳推理。而讨论麋鹿和鱼两事，则是为了类比推论“火铄金，火多也”和“金靡炭，金多也”二例，或者可以类比推论更多之例。

墨者是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充分论证之中，广泛运用各种推理手段，因而使其言简意赅，显示出其逻辑的说服力和语言的感染力。

可见，早在《墨经》时代就有古圣先贤们对阴阳五行家的形而上学固定模式持质疑和反对态度。只是阴阳五行家们不愿改变一己之见而已，以至于贻误至今。

“五行理论”虽说是华夏民族祖先们在那个古老的年代难能可贵的原始创造发明。问题是，随着元素的逐步发现和元素周期表的确立，“五行理论”显然就被证明是错误的或不准确的了，应该被废弃。时至今日“五行理论”可以说已经是一个古老原始过时而错误的世界观和物质观，所以任何以其为依据的理论都只能是一个神话。如今，不可能有“阴阳五行天文学”、也不可能有“阴阳五行地质学”、更不可能有“阴阳五行生物学”，同样 “阴阳五行医学” 也是不可能的。

真要动摇了“五行理论”，则中医前前后后的所谓理论都会动摇！〔京且〕

侯宝林论说“阴阳五行” [原创 2010-03-10 07:55:11]
作者：王教授

记得，那年学院电教室与中医基础教研室合作，拍了个中医电教片，到湘雅参加“中南地区高等医科院校电化教学工作会议”的评奖活动。对我们Z主任的制作水平，大家没得说，我原以为评个“制作奖”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可几位西医院校的学会理事都对那片子内容的科学性表示质疑，尤其是对人体阴阳五行的生尅乘侮关系。

有人问“金生水，金怎么会生水呢？” 我随口说：“金是铁器，铁器做成锄头，在地上可以挖出泉眼来，当然能生水了。”又有人问：“火生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说“火烧木成灰，灰凝结不就成了土了吗？火山也是喷灰土的……”。总之，大家对中医能拿奖项似乎心有不服，评委会整整吵了三个晚上，没个结论。

最后只好由与会领队们开会决定。Z主任是制作者之一，只好迴避换由我参加。我说中医本来就是这样的，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要它怎么个科学法？何况国家教委、卫生部所颁布的教学大纲上都是这样写的，只要符合大纲要求，应该没有错吧！

广西医的T主任、右江医的P主任都是广西老乡，自然不会找麻烦，老乡帮老乡嘛，而且之前是由广西电教学会评选过，才送来参评的。担心的可是外省的院校，而且参加的中医院校在整个中南大区之中，仅仅我们一家。最后极力争取，免强才定了下来，总算拿了个奖项，回去也好有个交待。

会议结束时，学会理事长、同济的M主任在闭幕式聚餐会上笑着问我，听过侯宝林的相声“阴阳五行”吗？其实我是听过的，当时的情况只好装糊涂说没听说过。心想，无外乎是要说“阴阳五行”的不是，说我是在诡辩。他还说，小W！不妨回去好好听听，我说好的，谢谢理事长的关照。的确得好好感谢人家，没他点头，确实拿不到这个奖项嘀。

二军大的S主任和中山医的W主任在一旁则讪笑着说，这中医的理论确实得好好研究！并问道人体就这么简单吗？那大脑、神经、精囊、卵巢、子宫又都算什么？谁来生，谁来克？ 那淋巴腺、甲状腺、乳腺、肾上腺、胸腺、扁桃腺、胰腺、前列腺都算什么？谁来克，谁来生？我只好笑而不答，不予理睬了。

近日从网上又看到侯宝林的相声《阴阳五行》的文字稿，二十多年前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可如今“阴阳五行”还是遭到越来越多的人们质疑，相信的人照样在信着用着，不相信的却贬之一钱不值。不过，中医界已将其作为“非物质文明遗产”申报，仅是“遗产”而已，不知还有无现实意义，现在的“动漫”制作水平也较过去可先进得多了，简直是无以伦比。只是那语言文字依然如故，特将其下载，以供大家参考、学习、欣赏，蛮有意思的哦。

　　
　　甲：说相声的没有有学问的。
　　
　　乙：差不离都是从小儿做艺，过去那时侯没有念书的机会。
　　
　　甲：唉，即便是有有学问的也少，相声界比较学问最大的——还就得说是我啦。
　　
　　乙：啊？有这么说话的吗？您的口气太大啦！
　　
　　甲：我说我有学问您不信？
　　
　　乙：本来就不信嘛。
　　
　　甲：那我说说您听听：我仰面知天文，俯察知地理。过去有人说“天文地理人所测不透的。”
　　
　　乙：那好哇！您说说天文吧。
　　
　　甲：行。我先别讲深的，恐怕您听不明白，咱先说最基本的吧。
　　
　　乙；好哇。
　　
　　甲：先叫您知道知道天上都有些什么。
　　
　　乙：对，说说吧。
　　
　　甲：其实不用我说您也能知道。
　　
　　乙：那我怎么能知道？
　　
　　甲：有这么一句话您知道不知道？
　　
　　乙：什么话？
　　
　　甲：“人同天地。”
　　
　　乙：什么叫“人同天地？”
　　
　　甲：就是人跟天地一样。“天乃一大天，人乃一小天。”你看人身上有什么，天上准有什么；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准有什么。
　　
　　乙：〔不信地〕那我问问您。
　　
　　甲：您问吧。
　　
　　乙：天有无数的星斗，人身上有吗？
　　
　　甲：人有无数的毛孔。
　　
　　乙：天有四时。
　　
　　甲：人有四肢。
　　
　　乙：天有五方：东、西、南、北、中。
　　
　　甲：人有五脏：心、肝、脾、肺、肾。
　　
　　乙：天有一道天河。
　　
　　甲：人有……一条大肠。
　　
　　乙：天有日月：太阳和月亮。
　　
　　甲：人有二目：两个眼睛。
　　
　　乙：天有月底。
　　
　　甲：月底是什么？
　　
　　乙：光有太阳没有月亮。
　　
　　甲：人有……一只眼。
　　
　　乙：天有火烧云。
　　
　　甲：人有……烂眼边儿。火烧云不是红的吗，烂眼边儿也是红的。
　　
　　乙；天有下小雨儿。
　　
　　甲：人有……迎风流泪。
　　
　　乙：哎，人有时侯烂眼边儿又迎风流泪，天呢？
　　
　　甲：这个……天有时侯火烧云，火烧云过去又下点儿小雨儿……有这么个天吗？
　　
　　乙；那您问谁呀？
　　
　　甲：别往下问啦，我问问您吧。天地何为阴？何为阳？
　　
　　乙：这谁不知道：天为阳，地为阴。
　　
　　甲：有什么考察？
　　
　　乙：啊……不知道。你说呢？
　　
　　甲：天为阴，地为阳。
　　
　　乙：这有考察吗？
　　
　　甲：有考察。天为阴：要下雨啦，叫什么天？
　　
　　乙：阴天。
　　
　　甲：对呀，“阴”天。你怎么不说“阳”天？
　　
　　乙：有那么说的吗！
　　
　　甲：所以说天为阴。
　　
　　乙；地怎么为阳？
　　
　　甲；春起了，什么气上升？
　　
　　乙：阳气上升。
　　
　　甲：“阳”气上升。您怎么不说“阴”气上升！
　　
　　乙；没有那么说的！
　　
　　甲：所以说地为阳。天地分阴阳，阴阳生五行嘛。
　　
　　乙：五行是什么？
　　
　　甲：就是：金、木、水、火、土。天地万物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乙：天地万物都离不开这七样？
　　
　　甲：对了，离开这七样它不成形。
　　
　　乙：〔更不信地〕那我问问您。
　　
　　甲：您问吧。
　　
　　乙：桌子有阴阳吗？
　　
　　甲：有哇。桌子面为阳，底为阴。
　　
　　乙：怎么呢？
　　
　　甲：太阳出来晒面晒不着底。
　　
　　乙：金、木、水、火、土呢？
　　
　　甲：先说金。谁做的桌子？
　　
　　乙：木匠。
　　
　　甲：拿什么工具？
　　
　　乙：锛、凿、斧、锯。
　　
　　甲：那锯条是什么的？
　　
　　乙：钢的。
　　
　　甲：“钢”字怎么写？ 　乙：“金”字边儿……
　　
　　甲：这不有金了吗？
　　
　　乙：金字边儿就算哪！木呢？
　　
　　甲：桌子是木头的。
　　
　　乙：水呢？
　　
　　甲：桌子的木头当初是树哇，得浇水。
　　
　　乙：火呢？
　　
　　甲：你把桌子劈了烧火。
　　
　　乙：啊？好好的桌子烧火！
　　
　　甲：在上古时代人们钻木取火。
　　
　　乙：土呢？
　　
　　甲：树在土里生长。
　　
　　乙：噢！我再问问您，戴的毡帽有阴阳吗？
　　
　　甲：有哇。帽子面儿为阳，里儿为阴。
　　
　　乙：怎么呢？
　　
　　甲：太阳出来晒面儿晒不着里儿。
　　
　　乙：金呢？
　　
　　甲：毡帽沿儿很齐，是拿什么剪的？
　　
　　乙：拿剪子。
　　
　　甲：那剪子是什么的？
　　
　　乙：铁的。
　　
　　甲：“铁”字怎么写？
　　
　　乙：“金”字边儿……
　　
　　甲：这不是金吗？
　　
　　乙：木呢？
　　
　　甲：得拿木棍擀毡。
　　
　　乙：水呢？
　　
　　甲：清水毡最好。
　　
　　乙：火呢？
　　
　　甲：戴帽为什么？
　　
　　乙：为暖火〔和〕。
　　
　　甲：暖“火”。
　　
　　乙：暖“火”也算哪？土呢？
　　
　　甲：多新的毡帽你一拍它也有土。
　　
　　乙：我再说一个：鲜货中的苹果有阴阳吗？
　　
　　甲：有哇。苹果有半面红半面青，红的那面为阳，青的那面为阴。
　　
　　乙：怎么呢？
　　
　　甲：红的那面是太阳给晒红了的，青的那面没晒着。
　　
　　乙：红的是太阳给晒的？
　　
　　甲：对喽。
　　
　　乙：金呢？
　　
　　甲：苹果在哪儿长着？
　　
　　乙：在苹果树上。
　　
　　甲：它怎么下来的。
　　
　　乙：那小刀拉下来的。
　　
　　甲：那小刀是什么的？
　　
　　乙：铁的……“铁”字是“金”字边儿，有金啦。这一动铁器就得有“金”字边儿。木呢？
　　
　　甲：苹果树不是木头的吗？
　　
　　乙：水呢？
　　
　　甲：苹果你一咬它就出水。
　　
　　乙：火呢？
　　
　　甲：要是煮苹果吃得用火。
　　
　　乙：我没听说过煮苹果，有煮梨的。
　　
　　甲：啊，煮梨得用火呀？
　　
　　乙：你不是找苹果的“火”吗？
　　
　　甲：是啊……你口干舌燥吃个苹果为什么？
　　
　　乙：为败火。
　　
　　甲：啊！败“火”。
　　
　　乙：噢！败“火”也算哪！
　　
　　甲：有火就得了嘛。
　　
　　乙：土呢？
　　
　　甲：苹果树底下不是土吗？
　　
　　乙：是啊！还有红果儿又叫山楂，这有阴阳吗？苹果半面青半面红，红是晒红的，这红果儿全是红的，哪为阴，哪为阳啊？难道说太阳出来围着红果儿转圈儿晒？
　　
　　甲：是啊……红果儿全是红的，要是掰开看里边什么色啊？
　　
　　乙：里边是白的。
　　
　　甲：对了！红果儿外边为阳，里边为阴。
　　
　　乙：外边没辙又跑里边去啦！金呢？
　　
　　甲：红果儿在哪儿长着？
　　
　　乙；红果儿在树上。
　　
　　甲：它怎么下来的？
　　
　　乙：拿……〔留神地〕拿竹竿儿棒下来的！
　　
　　甲：“铁”字怎么写？
　　
　　乙：啊，哪有“铁”字？拿竹竿儿棒下来的。
　　
　　甲：“铁”竹竿儿啊。
　　
　　乙：有“铁”竹竿儿吗？我不动铁器啦，你找吧。金在哪儿呢？
　　
　　甲：街上有卖大串儿红果儿的？
　　
　　乙：有哇。一串儿一串儿的，都拿线穿着。
　　
　　甲：对了，你说那线很软的，怎么穿过去？
　　
　　乙：拿……拿竹签儿带过去的。
　　
　　甲：竹签儿头里得有尖啊？
　　
　　乙：是啊。
　　
　　甲：那尖是拿什么修的。
　　
　　乙：拿……玻璃碴刮的。
　　
　　甲：街上有卖糖葫芦儿的？
　　
　　乙；有哇。
　　
　　甲：糖葫芦儿的红果儿外边儿有糖。
　　
　　乙：糖葫芦儿嘛！
　　
　　甲：你说那糖是拿什么锅熬的！
　　
　　乙：拿……“沙”锅熬的！
　　
　　甲：那“锅”字怎么写！
　　
　　乙；“金字边……儿”
　　
　　甲：这不金吗？
　　
　　乙：又找着啦！

……。



侯宝林先生虽说是在说相声，但其中亦有一定的道理，寓教于乐也。说，到处都有，人人都会说。有娱乐性之戏说；有导喻性之劝说；争论性之辩说；说明性之解说；责备性之数说；陈情性之诉说；灌输性之论说。但说之在理，使听者动心，受者诚服，并非易事。前人有云：“说不可不善，辞不可不修”，“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实在是经验的总结。

哈哈！不就是个“五行”循环论证，五行是什么？五行是神转不回嘛。侯先生可是用艺术的形式来调侃、挑战中医基础理论哦。先生似乎未得“阴阳五行家”邹衍、董仲舒的真传，更象是颇具“名家”邓析、惠施、公孙龙和“纵横家”鬼谷子的遗风了！〔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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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壳 到 底 卡 在 哪 里 ？ [原创 2010-03-08 19:21:39]
作者：王教授

据《健康报》报道，3月7日上午北京国际饭店会议室，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医卫界联组讨论会议正在进行。两鬓斑白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原院长姚乃礼委员和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所副所长杨金生委员虽然年龄相差很大，但意见相似。都说深化医改，中医药可以大有所为，医改配套文件中也有一系列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的政策措施。但是，许多中医药从业人员都感觉“有劲没处使”。有关部门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这壳到底卡在哪里？

为什么“大有所为”的事，为之者却“有劲没处使”呢？

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委员回应说道：“我既是委员，也是局长，这个问题我来说说吧”，他说，中医药自身的经济学优势，决定了其在医改中广阔的发展前景。当前，中医药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特色优势淡化，“中医院不姓中”。中医药发展不在于量的增长，而在于疗效、专科专病特色。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研究相关政策措施，希望中医药界人士能够解放思想，借鉴现代科学技术。同时，也希望一些地方积极探索，把中医院纳入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大盘子中，与西医院真正实现优势互补。

这问题，问也问得玄，答也答得够妙！

为什么中医“有劲没处使”？“这壳到底卡在哪里”？

王部长答曰：当前，中医药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特色优势淡化，“中医院不姓中”，中医药发展不在于量的增长，而在于疗效、专科专病特色。

“疗效”、“特色”可是中医的关键，这可能才是真正卡壳的地方。

中医院明明姓“中”怎么会“不姓中”呢？部长、局长、委员可是睜着眼睛说瞎话。“特色优势”又哪去了？

王部长、王局长、王委员说，“特色优势淡化”了！

到底是谁淡化了？是问者抑或答者？既然淡化了，大家就得让它浓化起来哦！该怎么浓化呢？

可王部长又说了一句王局长不该说的话，“希望中医药界人士能够解放思想，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照此办理，则中医只能淡化难以浓化了。所以，即使再怎么有劲也会“有劲没处使”哦！

王局长可没说如何“解放思想，借鉴现代科学技术”。

到底如何“解放思想”如何“借鉴现代科学技术”？我想姚乃礼原院长、委员和杨金生副所长、委员乃至王部长、王局长、王委员心中自然都会明白，听者也都会清楚，只是大家口中都不好说白是了。

真是“官”字两只口，一只口说其有“自身的经济学优势，决定了其在医改中广阔的发展前景”；一只口又说中医要“解放思想”。一只口说中医特色好；一只口又说中医要“借鉴现代科学技术”。言下之意，不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反正，院长、所长有院长、所长的想法，委员也有委员的问法，部长、局长有部长、局长的看法，委员也有委员的答法。身份、职务不同，观点、立场各异，话说虽可不同，可委员们无论是“问”是“答”，都得讲真话为人民的啊！

部长、局长、委员的发言，绕来转去，其本意则是“大有所为”的中医药只有“自身的‘经济学’优势”，决定了其在医改中“广阔的发展前〔钱〕景”，千万不要“有劲没处使”，要“解放思想，借鉴现代科学技术”，无论“疗效”、“特色”如何，中医院都“要在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大盘子中，与西医院真正实现‘优势互补’”。中、西医联合起来好赚大钱！

后面这句话部长、局长虽没说，但虽不说，言亦在其中了。颈不是颈.椎不是椎，可他们所支撑的都是大脑啊。如此解读，大抵不会有错。总之，其论旨不明，有故意遮遮掩掩之嫌，让人琢磨不透。

其实，这壳到底卡在哪里？问者、答者心中都清楚明白。问者明知故问，答者含糊其辞。这壳卡就卡在院长、所长、部长、局长、委员们的心中和嘴边。只要大家都讲真话不说假话，就不至于话说两可，矛盾至极，没个准儿。如果大家都讲真话，不说假话，这委员可就好当得多了。有人说，让此等人当委员简直就是糟蹋了这个名额，辜负了百姓大众，浪费了国家的资源！

看来，还真得让敢讲真话而不说假话的人来当委员！〔京且〕

“针 灸 万 岁！” [原创 2010-03-06 18:04:41]
作者:王教授

中医的疗效如何？中医专家们总爱拿伟人、名人来说事，似乎只有他们认可了的就是科学的。近日所发行的《毛泽东品国学》一书中第十四章“毛泽东与国医”中就有“针灸万岁！”一节。

针灸万岁！确是当年主席接见针灸专家朱琏时所喊出来的口号。可如今主席没万岁，朱琏也没万岁。其实，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世界上凡是被喊万岁的或不被喊万岁的都不会万岁！针灸至今也只不过两千多年而已，离万岁还远着呢。

据传，一九五五年四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起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主席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朱琏三月二十三日送呈主席的。主席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主席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主席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主席也站起来，举杯沉吟着说：今天，该说什么祝酒词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主席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位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他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着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主席熟读史书，对历史上针灸的治疗作用不可能不了解。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约在公元前５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过其他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的妙术。《后汉书·华佗传》里，也曾记载有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的“头风”病。《旧唐书》有名医甄权的传记，当时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虽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后请甄权诊视。甄权认为只需针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针刺“肩髁”穴后，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里也讲到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这些史书所述，都会给主席留下神秘而深刻的印象。

令人奇怪的是主席在这里没有谈到针灸疗效是通过所谓“经络学说”原理而起作用，反而只是提到“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并说“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可见，主席关于“针灸是科学的”的结论完全是建立在现代医学“神经学说”的基础上的。

朱琏的《新针灸学》于一九五五年年由人民出版社初版发行，随后经历多次修改再版，深受读者欢迎。作者在书中全面系统地提出了针灸治病的原理，是通过激发和调整人体神经系统，尤其是高级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机能和管制机能的作用，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书中还强调了针灸治病的适用范畴以及独特的朱氏针灸手法操作要点，并在古人治病心得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三种针灸治疗时出现的“针感”，描述具体生动形象；同时引入现代医学临床操作规范，在实践中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书中收录的临证治验的部分医案很有参考价值。

我们从朱琏的《新针灸学》中不难看出她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理论，积极探寻针灸治病强身之科学原理，率先提出了针灸的“神经学说”解释理论，她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来丰富、完善这一理论，并著成《新针灸学》一书，为针灸在临床上的应用与推广，为弘扬祖国医学精华并造福全人类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成效卓著。

１９６０年冬天，因其丈夫著名法学家、国务院参事室参事陶希晋同志由于在工作上追求真理、坚持法治而得罪了某位中央大领导，夫妻俩即被从北京下放到广西工作，陶希晋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委副主任、五塘实验区主任，朱琏同志任南宁市委常委、副市长，但她仍坚持在南宁市针灸研究所上班工作并带有一批学生。

笔者曾有幸与之打过交道，并请教过她老人家。其实她自己也认为针灸的疗效也是有限的，不是万能的，针灸治病有其一定的适用范畴，因为她同样有针不好的中风后遗症病人。我相信她是已经明白了为什么治不好的道理。



五十多年前，就有一位中医针灸专家认为针灸的原理是以现代医学的“神经学说”为基础的，而不是所谓“神秘”的“经络学说”，并得到主席的认可，实属不易。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科学理性的张扬。较之后来所谓的针灸专家们为了要证明“经络学说”、证明“经络”的实质和存在，几十年来耗费国家大量财力物力，不知要明智多少！

如今，已经有了不少更方便、更实用、更现代，而又不必介入人体的治疗方法，将逐渐替代针灸疗法，并起到了相同的或者更好的作用和效果。针灸技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朱琏老人家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欢欣鼓舞。〔京且〕

堪 舆 之 术 [原创 2010-02-28 16:31:18] 作者:王教授 前不久，从网上看到一名叫胡一鸣的风水师却大大方方地进了北大，走上讲台，作了题为“从科学视角解读风水学”的演讲。胡一鸣是谁？其搜狐博客的介绍是：国际建筑风水研究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易学社专家顾问。同时博客备注文字写道，“网络上说：胡一鸣老师是许多命理学家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命理专家，最精准的台湾八字命理大师。” 网上同时也有人称，胡“根本就是一个穷光蛋，其实是在台湾混不下去才来大陆的”骗子。 果不其然，不论在胡一鸣当天的报告中，还是在其博客上，从SARS的原因到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发展，从“害羞宅男易死于心脏疾病”到台湾首富郭台铭的家庭命运，从中国国家队跳水事业到央视大楼着火，胡的理论差不多可以解释这个世界的所有人事物理。 胡一鸣还告诉北大学子，现在的教育是错误的，现在崇尚西方， 完全被西方牵着鼻子走，认为西方科学非常先进是完全错误的。“中国的科学是最先进的，西方毫无科学可言”。胡一鸣进一步解释说，因为西方是科技很发达，但他们没有科学，他们讲的是日新月异，他们一直推翻已有的错误的结论才取得进步。“他们不断在推翻，他们天天都是错的嘛”。 胡一鸣宣称，中国的科学是发明以后就不用再有任何的变动，像中医、风水。“所有的癌症在风水师来讲，解决也是易如反掌”。有学生竟然当场请他帮北大看看风水！ 据说跟北大许多著名教授的讲座一样，胡一鸣的讲座尚未开始就已座无虚席，后来者只能坐在地板上，或者挤在角落里。这一现象倒是在告诉人们，中国的改革从“五四”开始，本来就是有理想的，那时的北大师生是把“科学”与“民主”看得很重，而现在看来似乎是失落了。 真可谓风水轮流转。从有关史实看，堪舆之术在汉代甚为流行，占卜日辰吉凶是其主要内容，多属无稽迷信。对此，当时的有识之士，曾予非议或批判。 昔日连孔夫子都“子不语乱神怪力”；司马迁也曾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尝窈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王充、吕才就曾尖锐批判说，事属无稽拘忌，纯系迷信之事；明人罗虞臣也在其《辨惑论下》中指出“风水之说”乃“邪术惑世以愚民也”。可如今却沉渣泛起，现代人又开始迷信了起来，这看风水的事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糟粕。 据传北大、武科大等等高等院校现在都“兼容并包”的开设了“风水课”，连中央党校的学员都开“易经课”了。官员、富豪们都迷信风水，香港的风水师还可骗色骗财。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其实，老百姓所说的看风水就是中国古代“术数”中的一种，是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所论说的六种“术数”中的第六种“形法”，其中包括看相术以及后来叫做“风水”的方术，又叫做“堪舆术”、“风水术”。风水的基本思想是：人是宇宙的产物。因此，人的住宅和葬地即所谓“阳宅”与“阴宅”必须安排得与自然力即风水协调一致。 风水师根据所掌握的日月星辰变化，了解天地之气运行的原理，从而布局阳宅、阴宅所处地势方位，使人居其中而能趋吉避凶，所谓天地之间交互感应以定人之吉凶祸福、生老病死，如人死之后若能葬块风水宝地，就可荫庇后代子孙，而福、禄、寿齐全。所以人的一切都在风水预测掌控之中。 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刚到教务处工作，一天，处里来了个中年人，说是姓黄，本地人，介绍其看风水如何灵验，择地，看阳宅、阴宅以及择时，选良辰、吉日的决窍。并出示国家某著名大科学家的秘书代科学家给其复信的复印件。信中将这门所谓学问命名为“古择地学”和“古择时学”。 他说曾在广州某中医院校讲过三天课，很受欢迎。曾到该校某中层领导干部家中看其房间、床铺布局，按河图、洛书、九宫数一算，说此人花心好色，惹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都点头称是。还说如果能按照他的择地方案来设计房子则最少可减少一半以上的医疗费用。按他的择时方法，选择吉日良时则不但可福禄双全，还可消灾避邪，逢凶化吉。 我因文革中曾见过类似的情况，校领导因选送教师到桂林花桥边找仙姑桂兰英拜师学咒语、画符治病，而遭批判的事，始终不敢遽信！因而没有答应他来开讲的请求。其实早在1982年，中央下发的红头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就指出：“对于一切以看相、算命、看风水等为业的人员，应当教育、规劝和帮助他们劳动谋生、自食其力，不要再从事这类利用迷信骗人的活动，如不遵守，也应当依法取缔。” 我之所以不信，还因为那年我中学同学的丈夫，市里某局刚提拔的副局长，得了骨癌后期，医院宣告已无法治疗，只好将垂死之人当活人医了。请到我去，看了所有检查报告，只好实话实说，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后来据他们的同事我那夜大的学生介绍，请来了也是夜大学生的所谓风水师来，说是床铺、厨房、灶台的方位不对，因而东挪西移，故弄玄虚地弄作了一番，但人最终还是没了！ 还有一位夜大的学生通晓周易八卦，笃信此术，连其所睡的床铺都装上滑轮，每天按时辰转动，罗盘以定方位，说是犹如《伤寒论》中东、南、西、北、中，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理中也，以求消灾避邪。我曾问过他，按六壬课计算，好日子有坏时辰，坏日子有好时辰，时辰之后有刻，刻之后有分，分之后有秒，秒之后又有毫秒……，你来得急吗？孰好孰坏、孰是孰非如何能说得准讲得清？真能避邪消灾！他却不同意，说中医的“正邪之说”指的就是方位，一方不“正”就会有叧一方“太过”，一方“太过”即至另一方不“正”，不“正”即是“邪”了，因而会招来六淫邪气，而至招来灾祸。不信你去看看《灵枢·贼风》、《灵枢·邪客》等篇去！ 还说这看风水的事大有学问，是在帮人运用自己与生俱来的潜力，操控自己的命运。他还说，曾到过奉化溪口、湘潭韶山，分别看过两位大人物的祖坟，都是“乾”卦的“九五之尊”的吉爻之象，所谓“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是也！我反诘道，葬于“九五”的人多着呢，怎么不见个个都是帝王家！可惜这位学生尽管才华出众，但还是英年早逝了。 这“堪舆之术”看风水的事一直在社会上只是偷偷摸摸的活动着，可如今却堂而皇之，进了中国“211”、“985”一流名牌大学的讲坛，不仅成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还成了中国传统科学重要组成部分，岂不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笑柄和耻辱！真不知当年主张“兼容并包”、“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的蔡元培先生九泉之下有知，北大后人竟将“风水学”囊括进北大来了，该有何等感受！ 简直是“北大精神”的沦丧，人们不禁要问，到底“德先生”、“赛先生”今何在？！〔京且〕

“形 而 上” 与 “形 而 下” [原创 2010-02-26 08:22:35]
作者：王教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一生写了很多著作，后人在编纂他的著作时，将其专讲本原、神灵、意志、精神等著作编在物理之后，叫做《物理学以后诸篇》，实际上讲的就是后来意义上的所谓古希腊的古典哲学。

大学问家严复先生把《物理学之后》翻译为“形而上学”， 所根据的就是《周易· 系辞》里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形而上”，用来指无形或未成形体的东西，是“道”，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精神”；“形而下”，用来指有形或已成形体的东西，只是“器”， 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物质”。

《周易·系辞》里还有一句“一阴一阳之謂道”。所以后来的乃至现在的阴阳家和中医学家们都将自己的学说理论称为“形而上”，是为“道”也，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是现代医学所完全没有也不可比拟的。

中国古代关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争论，一直是当时的所谓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大多数人认为，“形而上”的东西是第一性的，它们决定了“形而下”的东西；因此他们乐于谈论“形而上”的“道”，而不屑于谈论“形而下”的“器”。 “道”可以居庙堂之高，“器”却只能处江湖之远。这样，几千年来，“形而上”之“道”决定“形而下”之器的观点一直是古代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乃至一般群众的信条。于是人们都乐于“坐而论道”，甚少“起而行之”！

中国人经常所谈论的“形而上”之“道”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从理论上说，“道”是指人类社会的一种准则、法则，是指自然规律，也是用来指宇宙万物的本原。由于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所以中国人研究自然规律，研究治国安邦的方略乃至治人与治疗人的疾病等等问题时，往往是要将之推导为人类社会的规律，变成“道”的主要内容。也就基本上是局限于现在被称之为社会科学的范围里，而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理性了。

西汉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是个“笃好儒学，兼占侯方术”的人，他博学多才，善为文辞，有数千宾客方术之士集聚在他门下，刘安及其门客形成一个淮南学派。他们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做实验最多的学派，但其中很多是为了乞求神仙幻术，长生不死。故在人们眼中，“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但道术在历史上时显时隐，终究不能成为气候，不能成为正统的“形而上”之“道”。中国古代的所谓能工巧匠，很多都不是士大夫，他们只是在民间浪迹江湖，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也并不高，因为他们从事的只是“形而下”的所谓“器”用的东西，因而不能登上大雅之堂。

曹操算是一个很爱惜人才的人了，但所谓“形而上”的神医华佗在他的眼中，却不是人才，只是低贱的人，下九流之谓也。以致他和家人还需要医病的时候，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华佗杀了。在曹操心目中的人才，是那些高谈阔论“形而上”之“道”的人物，至于从事“形而下”之“器”用的人，根本谈不上是什么人才。

可见，这“形而上”与“形而下”也没个淮儿，凭的是统治者的好恶，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不就是最好的例证。而在后来的科举时代，中国的读书人读书的唯一目的是做官，所以必须读四书五经，必须学习所谓“形而上”的“道”；不屑于学习“形而下”之“器”。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西方科技开始传入中国。到了清朝末期，西方列强用他们“形而下”的“器”猛烈轰击天朝所谓“形而上”之“道”。历史的发展使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象潮水般涌进来，在所有领域几乎都占了统治地位。政府的大力提倡、扶持，实用效果的显著，文化教育的普及，使中国人被震惊得目瞪口呆，中国遭遇上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中国人开始改变了对“道”与“器”的看法。旁的不说，单就文化教育而言，就摒弃了八股文，提倡白话文，废除了科举制，兴起新式学堂，学习自然科学，学习理科知识，传统的重文轻理观念开始转变。科学救国的思想激励着许多中国人向理科、自然科学进军。后来，世界闻名的自然科学家队伍，开始有了中国人。这也激励了更多的中国人从轻视理科转向重视理科。

但是仍有不少国人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正宗，盲目排外，主张“用夏变夷”。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不过是“工匠技艺之事”，“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见刘锡鸿：《私记·观格致书院后》〕，把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看成是普通的工匠技艺，并认为士大夫不应从事科学技术的学习和掌握，只要指挥工匠们去做就行了，表现出典型的中国封建时代只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士大夫的无知和傲慢。他们根本不懂得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内容、实质、作用与能量，不懂得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区别，更不懂得科学技术和中国传统的“圣人之道”的本质差异。因此妄图釆取“用夏变夷”的策略来抵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与影响，结果自然是以失败而告终。

其实，“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领域乃至不同的层面上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和地位，赋予不同的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永远不会一成不变！在“一阴一阳之谓道”之后，紧接着的是“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谓仁，智者見之谓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显诸仁，藏诸用，故万物而不与圣人同憂，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來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測之谓神。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而作八卦，以类万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说的就是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

所谓“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以类万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归根结底还是“生生之谓易”也。所以一种文化的存在，在某一时空里，它不能够与時偕行，因时而谋，随时而动，与时俱进，就一定会被抛进历史。“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具有跟自然的这种契合的关系，一定要顺从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与之“相通”、“同源”的医学难道不应这样吗？

当下，由于国家经济建设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是人们重视科学技术的结果，但并没有带来科学理性的张扬。在现代科学技术领域之中，“形而上”应当理解为科学的理性，是为“道”，而“形而下”则是技术的理性，是为“器”。因为科学技术和科学理性是属于不同层面的两个概念，科学技术代表着人们认识和应用客观规律的实际能力，可以直接应用于现实的生产过程，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功利和实用价值，而科学理性则代表着人们对于纯粹真理的执着追求，它没有直接的功利指向，不为短期的功利目标所束缚。

因此，如果从理性层面分析，仅仅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理性，而只是具有工具性意义上的技术理性，只是“形而下”的“器”。

所以，“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的“器”的区别，来到读书人读书这个层面，就体现为重文轻理。我们从历史可以看出来，中国历史传统中有着严重的重文轻理的倾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盛行辩证思维以及在整体观基础上重视内省的直觉顿悟，形式逻辑、科学实验、科学思维却是中国人的薄弱环节。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中缺乏数理科学的基因，中国社会有着深厚的重文轻理的历史沉淀。

而今尽管在学子们的学习层面上重视了科学实验、科学思维，但社会风气由于人文素质的缺失，又稍稍恢复了重文轻理，希冀通过重视并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缓解和纠正技术理性之偏颇、弥补科学理性的缺失。但所谓人文素质其指向不准、力所难及，也有可能蜕变为非理性的冲动，成为无逻辑的观念堆积或无尺度、不客观的大杂烩。甚至还会使传统文化中早已被否定的历史糟粕又重新沉滓泛起。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将人文素质教育和科学理性教育相融合，否则，既不可能从根本上防止技术理性的进一步肆虐，也很难造就出真正的科学大师来。科学理性教育不仅仅是使受教育者获得工作、学习、生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获得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以及科学方法的熏陶和培养。

时下不少中医专家又将所谓“形而上”与“形而下”推演为“形而内”与“形而外”，继续着漫无边际的空谈。但在现实之中，尤其是在临床医疗实践一线工作的人们，在所谓“上”与“下”，“道”与“器”乃至“内”与“外”的问题上，早已不尚空谈，只期许能解决所面临的更为实际的临床问题和困难。那些虚无飘渺的问题，就留让伟大的思想家、现圣后贤们去思考吧！

如今，人们已不再跟古圣先贤一样，把“形而上”的“道”放在第一位，“形而下”的“器”放在第二位；或者说，把“精神”放在第一位、“物质” 放在第二位。而是更现实地将二者并列混为一体，不分彼此，随时随地的既精神又物质，既物质又精神了，将科学理性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

时世在变，人的思想观念也应隨之而变哦！〔京且〕

六 十 抒 怀 [原创 2009-11-30 14:52:31]
作者：王教授

六十岁了！甲子本命年对人生来说是一个界限。那就是结束了职业生涯，开始享受自然人生，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对于年龄的诀窍就是将它除以2来看待，我只是30岁而已！

虽然自己平凡得近乎平庸，并没有什么引以为自豪的作为。也就是个本科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髙不成，低不就，人虽瘦，皮欠厚，身与名，都不重，如荘子所说：“在材与无材之间”。但回首往事毕竟也没有什么悔恨之处。扪心自问，对得起民众，对得起社会。虽不富有，不能为妻儿提供更加优越的条件，这也是自己一直感到遗憾的事情，但是他们毕竟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而立足于社会。自己又还有何憾事可言呢！唯一对不起的是将我们兄弟姐妹八人培养成人，而一辈子含辛茹苦、饱经风霜的父母，尤其是我那可怜的老母亲，晚年还让病魔给折磨了多年，这可是我这个当“医生”的儿子终身感到难过、愧疚和无奈的事情！

年轻时感到遥遥无期好漫长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了，这么快就走进了甲子本命年。妻子给我买了两条红裤衩，年青的时候我从来不相信什么流年之类的说法，而到如今还是顺从的穿上。我想，习俗代表着人们的一种善良意愿，何况自己本来就是凡夫俗子，何必自命清髙，执拗地要超凡脱俗呢！这人的啊，看来还是理性不易养成，科学更难坚守；有科学的技能，未必有科学的素质；有科学的素质，未必有科学的品格。

未来还会有几个本命年！每次都会让人感到人生即将接近尾声，如今已到了“时时可去，处处求生”的时刻！人生如寄，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存留在这个世上的，只不过是短暂的过客，不由得让人产生一种紧迫感来。该做能做的事情还是得抓紧去做啊，谁又愿意让自己宝贵的生命无声无息地毫无意义地消耗掉呢！说虽是这么说，然而大多数人还是这样过去了，有道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青春已逝，岁月不再！要记下此时此刻自己一些零乱的思绪，同时也记下甲子本命年自己的一些心愿。

退休之后，不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但求健康快乐每一天，人生无常，一切都应顺其自然。人们常说要以健康为中心，糊涂一点，潇洒一点，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退休生活原则。以健康为中心，潇洒一点没错，我不反对，但“糊涂一点”却不敢苟同。有些事情还真不能糊涂，还是明白一点好！否则不就慢慢痴呆了吗？这人生又如何能潇洒走一回呢？！ 人们常常会发出“人生苦短”的哀叹，其实短长都罢，关键是要活得个明白清楚。

活到今天，虽不能像一些大家们那样，立德、立功、立言，但正直、正心、正行还是做到了。总还可以回顾和反思自己所经历的人生，所遇到的人和事，写下一些感悟吧。在未来的日子里，要将自己风风雨雨的人生，将自己慢慢弄清楚的事体，回忆起来，整理出来，记录下来，使自己更明白一点。将自己明了的事情，世间的真情实相，告诉后人，先觉觉后，责无旁贷，这是老一辈人的责任与义务，岂不乐哉！

想来不妨给自己确定一个目标，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心态，当然要量力而行，而且范围要宽泛一些，要从生活的诸多方面来激发自己的思绪和激情。只有这样，将来在告别人生的时候，脸上才会有一丝无愧的笑容。要用自己快乐之心，诚挚之心去酿造一个又一个甜蜜美好的祝福。献给所有的亲人，献给所有的朋友和同学，同时也献给那些天底下需要祝福的人们。

老年的内在意义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生命的成熟。因此，享受老年时光是人类享受生活的重要内涵，要充分享受生命的这一程。有人说，最好的年华是退休之后。的确，像青春一样易逝的老年时光是完全不必用打发、填充这些词汇来修饰的。一般来说，好象性情豪爽、豁达的人们，寿命比一般人要长，究其原因是他们有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些人的老年生活自然充满激情，他们从不言老，从不停止进取，其生命的火焰越烧越旺。

大学毕业之后，曾先后当过医生、教师和教学、医疗行政管理干部及党务工作者。职业角色的不断转换，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今天看来，并非自己如何髙明能耐，而是社会分工使然。品味这职业人生，感悟颇多。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乃仁术，好自为之。

人类与自身疾病的斗争发展到今天，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疾病的科学诊断与治疗，一是对病人的人文关怀，一名优秀的医师应当在这两个层面上游刃自如。一名优秀的医师不仅仅在于其能创造“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奇迹，更在于其能否判断疾病的“不治自愈”，或者目前尚“无法治愈”；一名优秀的医师，不仅仅是优秀的临床医学家，更应是一位医学教育家。医学的目的，一直就是在帮助病人。让自己永远铭记：“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一自古流传下来的医学之崇髙目的。要敬畏生命、珍重健康、追求真理。

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是“最年轻的科学”，究其历史也就百余年，它既是对疾病的科学诊断与治疗，也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正因为其年轻，所以还要不断地探索进取，所以其前途无量。从近代医学发展到现代医学也还不到五十多年，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带动下将在新世纪中突飞猛进。

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外科、骨伤科等专科技术层面的一些特殊治疗外，都是在催生“人的本能”，是在“唤醒病人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和“安慰”，与现代医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范式”。

医学科学将不断地向前发展，人类将无止境地深入研究和探讨！在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下，无论那一门医学，都要具有其核心竞争力，即在市场化的条件下，经得起优胜劣汰、优势互补、优化配置的检验和选择。中医也应接受这普世价值的东西，与现代医学科学接轨，与时偕行，紧跟上这时代的步伐。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就高等教育而言，任何知识和技能都是学会的，不是教会的。素质好的学生不用教，素质差的学生教不会。所谓素质不仅是指智力，还包括学习兴趣和爱好，更包括学习态度和动机。

教师最难的不是传道、授业，而是解惑。解惑答疑不仅仅是给出正确答案，而是如何解答学生们所提出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和问题，这些想法和问题为什么是对的，为什么是不对的，为什么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要将这些如实地告知学生，使学生常惑常问，培养他们对知识的渴望。不断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树立起质疑、批判和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

教育绝非单纯的工具，也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是在于它是一种思想的启迪、人格心灵的呼唤。

至于教学、医疗行政管理干部与党务工作者，恕我说几句不太中听的话，当初之所以答应季院长、李处长出来做点事，只想为师生们做些服务。可不曾想到这坛子里的水很深、很浊，绝不是有个性、讲正义、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相信“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读书人该去玩的地方，最后连季院长也愤然辞职而去，坚决不干了！

“公仆”之说只是“巴黎公社”人们的一厢情愿和良好的愿望罢了，又有多少人能确实做得到？谁不是以“官”自居！后来才发现，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过去所憧憬并为之奋斗的，几乎完全是两码事！……。

人贵有自知之明。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个人会被推到社会大舞台的一定位置上，当事情过去之后，应该懂得离去，退到舞台的边缘，甚至完全离开这个舞台。既然退了下来，就是一种解脱，没有必要再去说三道四了。何必在“处江湖之远”的晚年去追思“居庙堂之高”的经历呢，应当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争取多活几年，享受天伦之乐。更应懂得，长江后浪逐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而且转得会更好！但愿后来者比我们更聪明、更自觉些。其实，到了眼睛睁不开，嘴也合不拢，腰也直不起，头脑也不清醒时，是不会讨任何人欢喜的。

歌德曾经说过，“人的幸福，全在于心的幸福”。快乐是人生的一种态度，也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只要端正生活态度，也就是找到了快乐。苏格拉底也说过，“快乐就是这样，它往往在你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忙得无暇顾及其他的时候突然到来”。学会快乐，不只是一个生活技巧问题，而是一个思想境界的问题。人生最大的快乐不在于占有什么，而在于追求什么的过程。享受生命，享受人生，就是享受追求一个力所能及的目标的过程。（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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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0.17]我親眼所见的三位民间神医
[size=0.17]医道创始于黄帝、岐伯与雷公，而后世医道的传承者有春秋的医和、医缓，战国的扁鹊，汉朝的仓公、张仲景与华佗。图为明代人所绘黄帝像。
[size=0.17]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医专著《黄帝内经》的问世，从而奠定了博大精深中华中医的基础。近代随着西医的大量涌入，加上现代所谓中西医的结合，导致传统中医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尽管如此，在中国大陆仍然有不少散落民间的祖传中医，世外高人，云游四方，悬壶济世，救济苍生。本人就親眼见过三个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民间神医。




[size=0.17]第一位：从小就在神农架随师习艺的民间老中医
[size=0.17]相传上古时代，到了神农氏时期，因人口的增多，人类的心灵也再不如以前那样纯净，自然环境更是不断恶化，于是人类开始面临着疾病的困扰。神农氏親尝百草，分辨出五谷，教百姓耕种，从而开创了农业。另外神农尝百草时，分辨出了三百六十五种草药，着成《神农本草经》流传至今。此书与后来的《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合为中医四大经典，开启了中药治病之源。
[size=0.17]因神农根据各种草药的药性，为百姓治病，解决了百姓疾苦，从而成为中药鼻祖。位于湖北省神农架的原始森林，据说就是当年神农氏采药救人的地方。神农氏在这里采药时，「架木为梯，以助攀援」，因此而得名，称之为「神农架」。
[size=0.17]我认识的这位老中医就是从小就在神农架跟随师父学习医术的民间高人。据当时湖北《黄石卫生报》介绍，八十年代初，这位老中医被请到北京，给一名老红军治疗中风，并被HYB的夫人看中，请求他留在京城，但他还是找藉口回到了湖北武汉。我曾经疑惑不解的问他：「这么好的机会，您为何不留在北京？」老人家却笑而不答。
[size=0.17]当时，一位朋友的父親每年患中风，大的中风一年至少一次，小的中风一年更是数次，无药可治。经我介绍请这位老中医诊断后，整整十年未患中风。每次老中医给患者切脉后，只收区区5元钱人民币的诊断费，病人自己拿他开的处方到外面的中草药店去抓药。听老人家讲，他治病三次开的处方每次疗效都不一样。第一次是排毒的泻药；第二次是专攻病根的猛药；第三次是恢复身体的补药。十年后，朋友的父親旧病复发，再次去找这位老中医已不知所踪。
[size=0.17]在这期间，老中医还给我们讲过一段笑话，当时武汉中医院的一位副院长闻讯后曾化妆成「病人」，登门拜访，找过老中医「看病」。至于他怎么得知这位「病人」是武汉中医院的院长的，我们不得而知。另外，老中医出诊时都是用白色湿毛巾捂着嘴呼吸。也许他早就发现当今人类社会由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堕落，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无数病业和毒气。




[size=0.17]第二位：目不识丁的「五指梅花」女中医
[size=0.17]2003年暑假期间，我与夫人随团上四川九寨沟旅游。转来时在汶川中途停留，导游把我们带入一座可容纳数百人的中草药材大市场，四周摊位有各种五花八门的名老中医坐诊。有单手拿脉的；也有双手拿脉的；还有通过指甲颜色看病的……因看病不收钱，医生只是从病人药费中提成，因此好多游客便抱着好玩的心理找在场的医生看病。
[size=0.17]转过一圈后，我们来到一位号称「五指梅花」的女神医摊位前排队。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位中年男子，只见女神医「男左女右」，给中年男子看完左手的五个指甲后，便说出他身体哪些部位有什么什么毛病，然后再问他开不开药？如果客人答应开药的话，便由她口述药名，旁边的女助理书写处方，然后在药材市场内抓药。
[size=0.17]开完药方后，又见她叮嘱这位男子说：「你吃完我的这几副中草药后，就不用再染头发啦！」我赶紧上前问这位男子：「医生看的究竟准不准？」他说：「要是不准的话，这么贵的中药，我怎么会舍得要她开呢？」
[size=0.17]下一个轮到我妻子，她把我妻子右手五个指甲颜色逐个看完后，说她身体有哪些毛病，什么性格，什么脾气，说的比我妻子自己还清楚。然后，她还親自给我妻子开了一副美容的处方，一直保存至今。据她自我介绍：「我没有读过书，一个汉字都不认识，后来是为了出来看病，才学识字和写字的。本人属于羌族，是靠长辈口传心授学的这些医术。」
[size=0.17]旅行团到达都江堰吃完午饭后，我便找到那位中年男子，问他是不是染过头发？他说，他是河南南阳的一位中学教师，放暑假出来旅游时刚刚染的头发。我说：「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你的头发是被染黑的，不知这位医生是怎么发现的，更何况她给你看病时一直低着头，也从未抬头瞄过你的头发啊！」
[size=0.17]据说这位女神医治疗糖尿病有奇效，且不需要像西医那样终身靠药物维持。遗憾的是我的一位上司因对此半信半疑，加上后来汶川大地震，始终未能成行。每天靠自己打胰岛素来延缓症状，但最终还是因糖尿病去世，年仅五十多岁。




[size=0.17]第三位：具备遥诊遥治医术的女「半仙」
[size=0.17]我们单位一个年青男司机脚上长鸡眼，俗称「肉刺」。想了很多办法，包括西医的、中医的和各种土方法，但都不起任何作用。奇怪的是他脚板底上长的鸡眼与众不同，呈北斗七星状。
[size=0.17]后来，他母親在熟人的介绍下，好不容易找到当地一位人称「半仙」的女中医。因不对外公开看病，也不接受任何礼物和金钱，经过其母親再三请求才答应给她儿子看看是怎么回事。当时，司机本人还在天津出差，这位女「半仙」通过手机询问他是不是小时候到过某某地方，并用脚踩踏过敬拜神佛的香火。他回答说，记的儿时淘气、加上无知，是干过这种坏事。当天晚上女「半仙」叫他不要出门，在宾馆待着，给他远距离遥治。不久，这位年青司机脚上长的鸡眼就不翼而飞，全部消逝不见了。
[size=0.17]如今，尽管受「進化论」和「无神论」影响的现代人把中国传统中医贬低为「伪科学」，甚至诋毁为「三千年以来最成功的骗术」。但无法否认的是，在中国古代史书上记载的那些流传至今的，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中医，如：扁鹊、董奉、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等等等，则是不计其数，数不胜数。
[size=0.17]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某领导陪同他参观了中国的「针刺」。一根细长的银针轻轻的捻入病人的手部，然后接通电流，再给病人动手术。病人不打麻药而毫无痛苦的表现，震惊了现场的美国总统。面对神奇的中医，尼克松大惑不解，于是便仔细询问那位医生：「什么是经络？它有什么功能和特点？」令人极其尴尬的是，那位医生和所有在场的医生皆不知其所以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回答尼克松的问题。
[size=0.17]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不久，政府迅速召集在京的医学院校、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尼克松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要求与会的专家们：「一定要尽快将经络的实质搞清楚，中医的经络理论，不要墙内开花墙外结果。」
[size=0.17]正是在当时这种天象的变化下，才呼唤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也才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气功热」。
[size=0.17]自古以来就有「医道相通」，「厚德载物」的说法。也就是说，中国古代那些真正超常的本领，只有具备高尚道德的人才能够传承。因而，随着宇宙成、住、坏、灭的规律，以及人类道德的败坏、心灵的变异，古代那些神医宁愿把自己终生积累的高超医术带進棺材，也不愿传给那些道微德薄的下一代。这样，就造成了古代那些能够真正标本兼治的祖传医术的断代和失传，并逐渐被治标不治本的西医所取代。
[size=0.17]众所周知，超常的疾病必须用超常的手段才能医治。一旦人类生生世世积攒的病业大大超过现代医疗技术水平和药物的疗效；一旦像非典那样大面积的流行疾病再次降临世间；再加上如今奉行无神论者像《扁鹊见蔡桓公》里的桓侯一样讳疾忌医；甚至一味的把中医和气功等超常科学视为迷信对待，也许古今中外各种预言所讲的人类大淘汰就将开始。
[size=0.17]《黄帝内经》曰：「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千金要方》云：「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俗话说：「人得病是七分精神三分病」。也就是说，那些善于治理国家的君王，无不懂得圣人所讲的「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道理。因为人外在身体疾病是由人内在心理疾病所引起的；国家的败亡也正是从道德的败坏所引发的。唯有弘扬国粹，回归传统，净化人心，提升道德，防患于未然，才能天下大治，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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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医传承人：进入现代中医反而没古代受认可，原因无非这几点
2019-07-15 18:06

中医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后，到现在也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河南国医医学研究院了解到，在进入现代之后，能够明显感觉中医的发展确实不理想，也没有古代受认可，那么相比与古代中医，现代的中医到底缺失了什么?技术真是唯一关键的吗?

中医文化

1执业环境改变

大环境的改变，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疏远了，信任感也被时代的洪流所冲散。医患关系更是如此，尤其是作为提供专业诊疗技术的医师，医患纠纷是每个医师都不愿遇见的，而且随着执业医师相关法律规定的完善，虽说有利于保障患者的健康安全，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医师的发挥。有不少的医师甚至表示，执业行医的感受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

并且随着群众的健康需求提升，对于医师的要求也在提高，一个不留神就容易遭受患者的投诉。作为中医师来讲，本身所能依靠的设备辅助就不多，更多时候是仰仗自身的技能水平，因此一些特殊、未经验证的诊疗方式就更不敢用了。

医患关系紧张

2成长方式欠妥

不管是古代的名医大家，还是在现代硕果仅存的国医大师、名老中医，他们的成长方式均是从随师坐堂、抄方、侍诊等一个个环节中成长起来的，河南国医医学研究院表示，这整个过程没有十数年的功夫是绝对下不来的。

且不说现代中医药大学的“西化”教育方式，能培养出多少合格的中医人才，在急功近利又灯红酒绿的现代，又有多少的医学生，能够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专心攻读学习中医?

中医师承学习

3技术水平下降

不得不承认的是，现代中医不是说不行了，而是行的人太少了。2009年，国家评选出了首届国医大师，共有三十位中医药大家入选，此后每五年一次，共计90人获此殊荣，但到了现代，保守估计已有超过30人离世。

不说星河璀璨的古代，就是在近现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名噪一方的中医师：以李道州为代表的河南近代四大名医、以施今墨为代表的京城四大名医、以张简斋为代表的的南京四大名医等等，到了现代，又有几人能赶他们的水平?没有了扛鼎之人，中医的技术水平自然也就下降了。

国医大师评选

4中医绝技遗失

中医的发源地在民间，直到现代，民间依旧存在着不少的中医绝技，他们或是凭借着一张膏药、一张偏方等中医绝技享誉一方，不过比较遗憾的现实问题是，这些现存的中医绝技处境也大多不理想，而失传的则更多!河南国医医学研究院表示，我是中医传承人的目的，也是为了避免或改善这一情况，将来自民间的中医绝技加以妥善保护，更好的传承中医文化，造福更多患者。

中医看病

可以看出，中医在现代的逐渐没落，不单单是技术水平的原因，其所涉及的方面太多了。不过在进入现代之后，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中医未病先防与治未病的整体性观念，非常切合大众的需求，再加上首部《中医药法》的出台，中医已经被立法保护，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中医将在保障人类健康上，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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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15万民间中医绝活会不会绝代？2016-9-5 作者：王君平   来源：人民日报 我要评论6
Tags: 中医  中西医  




导语：在农村边远地区，我国至少有15万名民间中医，他们长期处在有用、有益却“非法”的状态。《执业医师法》像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制约着民间中医的发展，让民间中医不得不“无证行医”。



浙江温州著名民间中医潘德孚。虽然他医术高超，却一直没有取得最低的执业助理中医师资格。根据《执业医师法》规定，他的诊所生前已被依法取缔。

1、民间中医传承“断档”

保护和改善民间中医的生存环境，比挖掘、整理民间医药资源更紧要，应从源头上解决民间中医的合法从业问题

获得诺奖的屠呦呦，是受到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启发，提取出青蒿素，最终让全球每年几百万人受益。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属于民间古籍。“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就是屠呦呦发现和提取青蒿素的灵感来源。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仝小林在武汉见证了中医偏方拔牙。他说，一张偏方，气死名医。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院长仝小林在武汉见证了中医偏方拔牙。牙齿松动了，在牙根上点一点药水，轻松拔牙也不疼。它来自清代赵学敏的《串雅外编》，将砒霜放在活鲤鱼的肚子里，等到鲤鱼身上阴出霜来，制成了拔牙的鲤鱼霜。他说，一张偏方，气死名医。偏方秘方散落在民间和古籍中，鱼龙混杂，急需正本清源，进一步挖掘整理。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所刘剑锋说，中医药来自民间，民间的实践是中医药产生、发展、壮大的土壤。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所刘剑锋说，中医药来自民间，民间的实践是中医药产生、发展、壮大的土壤。无论是继承还是创新，都不能忽视民间中医药这一源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民间的偏方验方未能得到有效的开发，需要从国家层面出台有关政策，挖掘和保护这些中医药基因，让散落民间的“珍珠”成为我国重要的科技创新资源。

62岁的王永光是山东省滕州市一名民间中医。他从医40余年，治疗了不少疑难重症。原先的行医资格证过期，无法通过行医资格考试。这位自学成才的民间中医，竟成了卫生行政部门“打击非法行医”的对象。

在农村边远地区，我国至少有15万名民间中医，他们长期处在有用、有益却“非法”的状态。《执业医师法》像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制约着民间中医的发展，让民间中医不得不“无证行医”。

第二届国医大师张大宁说，中医文化源远流长，近年来我国中医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民间中医的传承面临着“断档”危险。

专家认为，保护和改善民间中医的生存环境，比挖掘、整理民间医药资源更加重要和紧迫。倘若不能从源头上解决民间中医的合法从业、生存和传承问题，民间中医就失去了生存空间和发展活力。

乡村不起眼的小草，在民间医生手里就成了治愈疑难杂症的良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副研究员张小敏说，没有好的激励机制，缺乏传承的土壤和制度通道，这些宝贵资源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政府需要铺设一条畅通的网络，让他们的价值得到认可和实现，为我国医药产业提供不竭的创新源泉。

民间中医是传承中医的重要力量。只有为他们提供宽松有序的发展环境，才能使更多的中医绝技薪火相传，促进中医药事业的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说，当前重点要在挖掘整理流传于民间、尚未得到政府指定机构认证的诊疗技术、方法、方药和器械的基础上，总结规范，研发为中医药适宜技术、医院中药制剂、中药新药、中医诊疗设备，并加以推广利用。

2、“中医+西医”面临困境

中医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等，实质就是以西医为尺度来衡量、诠释或改造中医。中西医结合至今还停留在技术层面。

仝小林是1977年进入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的。他一边学着中医的经典，一边学着西医的解剖课。特别是在中日友好医院工作的18年，经常是中西医一起会诊，相互对话，取长补短。多年的从医经验告诉他，中医如果不懂西医，就如同缺了一条腿，看不懂化验单，不会看检查结果，在现代医学环境中就丧失了话语权。中医学习传承要打好基础，同时也要深入了解西医，借鉴现代医学的长处，借助现代科技推动传统医学的发展。

1956年以来，我国大力提倡中西医结合，相继提出了中医系统化、规范化、客观化、微观化、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等等。这么多的“化”，实质就是以西医为尺度来衡量、诠释或改造中医。

仝小林认为，中西医结合面临困境。很多人中医底蕴不深、西医基础不牢、中西医知识融合不够，没有突破中医和西医的局限，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


▲国医大师李士懋生前最担忧的“惟西医才科学”的导向，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改造、诠释中医的人桂冠满头、名利双收；按中医固有规律继承发扬祖国医学的人却遭冷遇。

2015年10月25日，第二届国医大师李士懋病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评选出60位国医大师，逝去的已经超过1/4。作为北京中医学院的首届毕业生，李士懋挥之不去的危机感是，中医严重西化，后继乏术，医治范围逐渐缩小。他生前最担忧的“惟西医才科学”的导向，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改造、诠释中医的人桂冠满头、名利双收；按中医固有规律继承发扬祖国医学的人却遭冷遇。长此以往，谁还去学经典？谁还去继承祖国医学？这就导致了中医学术萎缩，改造中医之风盛行，势将湮没、摧毁中医。取缔中医行不通，但改造中医很有可能，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中医和西医是两套不同的医学体系。从最初的简单混合，到有机结合，最后到完全融合，这是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趋势。如今中西医结合还停留在技术层面，像尚未捅破的窗户纸。单纯戴着现代科学的眼镜来审视几千年的医学智慧和经验，并不是挖掘传统医学证据基础的唯一办法，需要跳出既有方法的框框。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大型综合性三甲中医医院，也是全国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举办地；北京大学医学部是中国政府创办的第一所西医院校，也是屠呦呦的母校。最近，两者协作共建北京大学中医药临床医学院，院址设在西苑医院。此次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医教协同，瞄准中医药科研前沿问题，有利于促进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

3、临床和基础严重脱节

能看好病的中医越来越少，问题出在中医教育。现有的中医教育比照西医教育模式，讲基础的不上临床，一些中医院校毕业生不会看病


▲年过九旬的全国名老中医宋祚民，曾让一名刚满6岁的吴姓女孩起死回生。如今，临床上能看好病的好中医越来越少，问题出在中医教育上。

年过九旬的全国名老中医宋祚民，曾让一名刚满6岁的吴姓女孩起死回生。他在医家禁区“脑户穴”下针，针深至1寸半时，病人突然深呼吸一下，他加快捻针次数，心动也开始加快加强，并为患儿开了数十味中药，让患儿由昏迷变清醒。患儿第二年上学读书，智力与一般儿童无异。

如今，临床上能看好病的好中医越来越少，问题出在中医教育上。中医教育比照西医教育模式，临床和基础分离，讲基础的不上临床。《内经》虽是纯理论，但也是指导临床的理论，如果没有实践的品味、思悟，怎能讲清《内经》的理论？

2015年6月，北京中医药大学面向全球启动了公开招聘中医临床特聘教授的活动，收到来自海内外的94份申报表，评议筛选出符合申报条件的71名医生。此次考评重在医术医德，不问出处，不看学历，无论民间还是科班出身，只要有特色医术和优秀医德，就符合遴选条件。脉学专家寿小云年近七旬，希望能把一生的研究成果留给母校，培养一批能够在临床上直接号脉诊病和处理疑难杂症的青年学生。

中医院校毕业生不会看病，原因在于院校教育和临床实践脱节。仝小林指出，中医院校教材依然按传统分类向学生传授知识，停留在传统经典，到临床上感觉不知所措，对不上症，辨不清病。他建议，大学教材应由各专业委员会参与联合编写，而不单是由大学教师专门来编写。只有让临床和教学有机结合，在继承上创新，在创新上继承，突破传统理论的局限，才能在临床实践上丰富传统理论。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谷晓红：“纵观学校培养的中医大师、名家，凡是看病好的，没有一个不是熟练掌握经典的。”

“纵观学校培养的中医大师、名家，凡是看病好的，没有一个不是熟练掌握经典的。”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谷晓红看来，读经典是教书、跟师与临床的基础。北京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目前正式开展“中医经典知识等级考试”。像英语四六级一样，中医经典知识分级考核，考试内容是《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温病学》。

“经典是基石”。作为本次中医经典等级考试的主管校长，谷晓红表示，希望通过中医经典等级考试的设置，提升中医人才对经典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在业界形成学习经典、背诵经典的风尚，最终达到全面促进、提升中医专业人才学术水平和临床疗效的效果。中医教育应不断尝试将传统教育的精粹融入现代教育体系之中，构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中医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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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风采21：一位集用药与修证内观于一体的最正统的民间道医传承人
2017-6-12 [url=]中医普及学堂[/url]

今天讲到的这位先生，要跪着把他的经验接过来。

先生乃是峨嵋派丹医门传人。

我现在只用一半的力量临诊，患者服用行气药，口碑极好。

他们不知道我还有杀手锏，那就是风药，尤其是风药的集大成者——青城十四味。

如果把这个汤方公布出去，临诊疗效还要翻一番。

所以我的《风行天下》一书，便是受先生的《青城十四味》启发而创作的。

先生一生医学修为非常人能思维，我能得以一睹这一先生著作，实乃一位修行人所赐。

这位修士壮游天下，必带先生这部著作，一般医生难以医治的疾病，照书抄方屡出奇效。

比如一例面上长蝴蝶斑的患者，口臭，失眠，烦躁。

按照先生书中用小活络丹（丹参、当归、乳香、没药），配合小承气汤，数剂斑褪，如瓜熟蒂落。

连美容院医生都惊为神奇。

正应了古人讲的，面黑者必便难，便难者必面斑。

先生看到当代肥甘厚腻的人群多，擅长用金银花、芍药二物降低胆固醇，清除血管垢积，称之为延寿丹，加入何首乌，又称首乌延寿丹。

我在一例胆固醇血脂高的司机身上用四逆散加首乌延寿丹，仅十剂药，司机血脂降下，通身舒泰，叹为神奇。

先生治疗膝盖骨痛，坐骨神经痛，腰椎间盘突出，推宗元气论，认为人可以担两百斤而骨不碎，以有气故，气不足则骨坏筋伤。

好像车轮胎气足时载两百斤都没事，气不足时空车骑都会骑坏轮胎。

所以我按照先生所言，治疗数例行动不利，双脉低陷的患者，开出四逆桂枝汤配合玉屏风散，患者居然行走如风，腿脚灵动。

从中我体会这个配伍搭档，对老年人百节痛，吹风加重的效果极佳。

先生一些奇验心得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而且在民间可以常用到。

比如呆睡者逍遥散主之。

小儿多动烦闷闹翻天，近乎狂躁，桃核承气汤，下撤大肠热，上燥自止。

先生用这种思路治疗狂躁症不计其数，最后先生总结一句，狂躁在心，要治阳明，胃与大肠，撤热下行。

先生治疗小儿倒天柱，表现为小孩颈软耷耷，颈部歪斜，常重用一味丹参60克。

我治疗最顽固的颈椎痛，就效仿先生重用丹参的思路。

先生独具慧眼，用李东垣升阳益胃汤治疗慢性肠炎溃疡都有效。

对于慢性瘙痒症屡治不愈。

先生说这是血气虚，常用三三饮，药到病愈。

黄芪20克，党参10克，金银花20克。

先生称这是补气解毒妙方，莫谓药少而轻视之。

如果顽固风痒，昼夜不息，先生建议再加灵参丸（威灵仙10克，苦参3克，胡麻仁10克，枳壳3克）。

先生说，此方治风痒神效。

凡是吃虾蟹鱼腥瘙痒者，或是吃腐败海味中毒或河豚中毒者。

先生说用紫苏加芦根两味煎水解之，即能解毒。

先生治大量中老年走路不稳，得出一个很重要经验说，威灵仙加牛膝治老年腰脚不利。

威灵仙古称铁脚威灵仙，选择那种根硬如铁丝者最佳。

我用先生这个经验治有数十例老年人行路不稳，服药后大部分都能提高步行能力。

有的效果出乎意料，患者居然从卧床到跑步。

一看方药不过是威灵仙加牛膝加四逆散这个基本方而已。

有了先生《经方临证传心录》这部奇书，我临床常有如神助。

先生认为大多病，无外乎先天禀赋不足，后天失调。

先天禀赋不足的，可用野生药物食品代替粮食，日久天长可以变异体质。

后天失调的一定要练功。

先生常说，能否成事，但看推磨扫地。

一个只有甘于平凡普通简单的人物，才能成就非凡出奇的命运。

一例小便淋漓不尽，尿痛的患者，先生居然只开一味生甘草叫他泡水喝，一喝即愈，学生不解为何？

先生说，你看导赤散为何用甘草，除了和诸药，能利尿，还有缓急止痛之效。

一个患者用眼过度，导致眼睛压力大，又胀又痛又痒又红。

先生说，小事一桩。

开出草决明，让患者单味煮水服用。

结果第二天药没吃完就好了。

先生还有长针眼，鹅掌风，坐骨神经痛，外伤跌打的特效方，都是中医的瑰宝。

先生认为中医不是以治病症为主，而是以治脉为主。

中医认为，先生病后生菌。

西医认为，先生菌后生病。

先生认为，治好病，阴阳调和菌自消。

先生碰到严重眼屎堵塞眼睛，就用乌贼骨，蝉蜕，菊花，专褪眼屎，一吃则愈。

先生更是治牙痛高手，牙齿痛常用地骨皮，牙缝出血用白茅根。

先生认为，夏季人无力，吃饭不精神，舌苔浊垢，这时用藿香最快捷。

先生精于望诊，一般高高瘦瘦的人，肝胃不和，这是木性人，木克土。先生用逍遥散。

先生认为一般下巴尖尖的女人胃不好，不可以单纯健脾。

先生认为心力不足的人，呆头愣脑，反应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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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党参、菖蒲、桂枝、远志，强心开窍，或者用归脾丸和天王补心丹。

先生一见小孩子老是贪吃，家长拦不住，经常肚子痛。

先生便说，这种脾中积火的人，贪吃自私，很快用理中汤加大黄，那些积火一排干净，不仅肚子痛好了，从此也不贪吃。

先生认为药物用得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人的贪嗔痴心。

先生观察大自然，秋天叶落结果，便悟到万物到秋天正是打（结）子的时候。

这时降金生水，全身能量归肾。

所以不孕不育的人在秋天最易受孕。

而且月圆满月时受孕更容易。

先生见一例顽固痒痛患者，仅在桂枝汤中加入大黄3克，居然痛痒消。

先生说，切不可认为加了大黄就是泻下药，小剂量大黄配合桂枝汤，可以达到清理血管淤积的效果。

又一例头昏心烦，用脑过度心烦的患者，先生只开7克药将他治好。

蝉蜕3克，菊花2克，薄荷2克。

患者惊讶，学生振奋。

先生却像家常便饭一样看待。

好像不费吹灰之力。

一个患者屙尿不出，不断吃利尿药无用。

先生说，注射针头这边用力，那边针管才剂得出水，马上用强心的桂枝配合利水的茯苓。

患者一吃尿就通利，舒服。

这正应了《黄帝内经》所讲，膀胱气化小便出。

先生见到大量慢性病或放化疗后期手指甲塌陷说，阳化气，阴成形。这是血管阴亏，不能成形，用四物汤填充之。

先生认为高瘦黑的人要滋阴，白胖大的人要化湿。

先生说，肥人不怕肥，就怕没屁股。瘦人不怕瘦，就怕没精神。

先生治疗老年人习惯性便秘，痰多小便多，常用小陷胸汤加熟地，开创用小陷胸汤治疗老年便秘的先河，能使痰热下行，润滑肠道，助于排便。

夏季先生常用人参补气，说，夏季无病常带三分虚。

常用藿香、菖蒲芳香去湿，说夏湿最怕芳香。

懒人肥人服用藿香正气丸，可以勤快些。

一例低血压患者，常头晕，他说补不得。

先生说，单开黄芪、党参，虚人不受，加上陈皮、川芎、肉桂就能消纳。

果然一服头晕去。

又一患者严重闭经，烦躁烧心，郁作癫狂。

先生说，不慌，叫患者回家用大量山楂红枣红糖煎水，不花什么钱。

结果经通燥狂止，弟子都感神奇。

先生说，这是经血倒行上头，山楂酸，红枣红糖甘，酸甘化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水足自然燥不起来。

像这样简单却有奇效的小经验，先生随手抖出，救人无数。

如果我要尽数书写，估计再多八十页纸都写不完。

先生就是廖厚泽，乃青城、峨嵋道医派人物，这是中国道医的高峰传承。

一般这些经验都是不会轻易流传的。

先生最喜欢讲名人艺术家传记给孩子们听。

他教子弟最常用两句话，逆境中要看到希望，顺境中药帮助别人。

由于文革期间，不准先生行医，先生就去帮助建筑师丢砖，虽然每天累得精疲力尽，回来后还风趣地对孩子们说，

先生一生不计名利，他说，一个医生眼中如果只看金钱名气，他的医术就到头了。

先生教徒弟十分严格，不单要徒弟学知识，还要练内功，如果按摩导引之术没学好，先生不会轻易传授内科辨证心法、

先生认为一德二功三术。

无德不行医。

无功力功夫不行医。

无精益求精的医术也不行医。

看到先生的风采，我只有顶礼叩首，才敢写先生小传。

先生的事迹和风采，我在这里只是挂一漏万。

他的大量内证和经方实证心得，我都不够功力去写。

所以写名医风采，我在这些众名医大德名师面前只是小小读书人，小记者，所写的也不过是这些名医大德的某个侧面故事，或者是吉光片羽。

我仅仅学到先生的《青城十四味》，在医路上就像得到了倚天剑屠龙刀一样。

先生说，青城山道医门正是以此方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医学流派。

这可以说是道门秘传，一般不留心者，翻阅先生书籍都找不到先生青城十四味。

就像地理先生识书不识山，就像白目（睁眼瞎）一般。

这首青城十四味启发我开创了《轻舟速行》《风行天下》等系列书籍，他就像孙思邈《千金方》最耀眼的皇冠顶端龙宫十三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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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兵 | 厚朴的医疗理想原创 徐文兵 [url=]医馆界[/url] 2018-10-17

[size=12.6316px]点 标 题 下 蓝 字 关 注 中 医 馆 产 业 新 媒 体

第
22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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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厚朴出诊的医生都是我自己带出来的学生，我不是不愿意请外面的好医生出诊，因为，我就想给学生们一个实践的平台，我当年也是在医馆出诊，都是靠坐冷板凳，一个病人一个病人看出来的。我就希望他们能从与我相似的经历里学到什么，也让他们体会一下做冷板凳的煎熬。

”

■ 徐文兵  厚朴中医

中医是我们中华文明上古的智者和慧者创造的，我们就想通过对中医技术的学习，然后上溯追踪到它的道，它的理。“疗”字，繁体作療，大家想想”幕僚“”僚機“两个词里的僚都是辅助的含义、这让我们发现，医生只能作为一个辅助者，让病人恢复他的自愈能力，让他回神，这才是医者真正的治疗目的，而不是让医生取而代之患者本身，来治愈患者的生死。

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扁鹊救活了虢国太子的时候。人们说他能够起死回生，扁鹊说了一句话，说:“予非能生死人，因其自当生，予使其起耳！”

所以我们要自己端正伦理观，价值观，端正我们的中医，中医应该像使者一样，让病人回归到自然，提高病人自己的自愈能力，这才是中医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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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徐文兵老师佳句

◆ ◆ ◆

为什么我要做厚朴中医

可能大家知道我，是十年前梁冬邀请我讲解《黄帝内经》，十年过去了，我默默的做了一些事情 — 人才培养。

我有中医家传也有院校教育，是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毕业的，但是经过传统的中医教育以后，我深深的感受到一种失望，为什么呢？

因为建国以后中医医馆以及小诊所的被取缔和消灭，是中医没落的开始。换句话说现在这么多中医医馆和小诊所的建立，正是中医复兴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口头说要振兴中医，其实很少有人去研究中医的生长发展壮大的机理。

建国后中医私人诊所被取缔后，所有大夫，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好坏、不分医术高低、不分诊费，全归到一个联合诊所，下一步就归属到一个中医医院，再下一步就全部就消灭成了西医医院。

所以我对中医传统学院教育的失望，在于它培养目的本来就不是培养真正的中医，而是为了三甲二甲医院培养的新一代中医，单纯是挂了一个中医的名号。如果是离开医保，离开商业保险，离开西医的辅助手段检查和药物的使用，这些中医能够存活下来吗？能够真正独立存活下来的，那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醫，是真正的中医。

我不反对中西医结合，甚至我希望中西医结合好，但是我希望是中医去结合西医，用中医的战略思想，使用现代医疗科技的手段，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所以在现代中医医院形成这样的一种风气，大多中医大夫不以不懂中医为耻，反而以懂点西医为荣，这样的环境下培养的中医生，不可能是真正的中医，因为离开了西医影像学，生化指标的检查，也就完全不会看病。我们中医自我欣赏的简便廉验手段，反而被讥笑成不科学，不先进，没有科学考证。

另外我在这里表明一个观点，中医讲的“简便廉验”的“廉”是指的是什么，是指的中药材，而不是指医生应该便宜，一个能够用简单方法，方便的方法，廉价的药物，达到很好的效果的大夫应该是贵的。国家政策允许我们在医馆出诊的医生自己定价，完全摆脱了“廉”的现象了，你有这样的本事，挂多少钱的号，有人挂你的号，挂你的号有疗效，你就能生存。

◆ ◆ ◆

厚朴的经营模式里，我们称为几种职业教育。

厚朴传承的是学术医疗 ：到今年年底厚朴已经十年了，我已经举办完成了四期培训，把非中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培养成中医的执业医师，已经有四十到五十位学员，获得助理医师或者医师资格。

以后我们还想开展中医的学士后教育：招收像我这样从中医药大学毕业，但是想要学一些传统中医方法的学员。为这类学员设计课程的话会有些难，你想一张白纸容易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是已经受过教育的人，很难转变他们的观念。

进修教育：针对已经开诊的中医师。

最后就是接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北京中医药管理局的邀请，开办西学中教育，为一些西医大夫讲中医课。

我1998年回国，2014年才开办厚朴中医诊所，可见当时的政策环境有多么的恶劣。

我希望每个开中医馆的人，不要苦巴巴的靠中医馆的诊疗业务，因为广大中国人民需要你们帮助的是国民素质教育，养生、预防、保健、康复、养老和临终关怀，这些是我们中医更加能做，而且做得比西医更好的事情。

厚朴中医学堂三年制的中医课程，就在厚朴中医诊室，每次我就带两三个学生，厚朴中医紧密地把医疗和教学放在一起。

我的诊所的定位就很明确，就是为教育服务，换一句话说诊所自身可以不挣钱，那谁挣钱呢？教育在挣钱。有了诊所以后，厚朴的学员可以在诊所去实践，见习他们在课堂上学的技术和理念，这样就可以跟着实打实地学习。培养一个中医师需要次第和阶段，因为中医跟科学不一样，不是光靠一时的逻辑思维能讲明白的，它更要感觉和体悟。

◆ ◆ ◆

拓展厚朴的医疗服务

厚朴还有一个特点：把养生、预防、保健、康复和医疗放在一起，但是带动它的还是医疗，就像我们中国武术一样，你首先能够打架，而且能打得赢咱们再说。能保证有医疗保健效果，而且不依赖于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诊所，是大家来这里学养生保健的前提。病都不会看，给人家讲养生没有道理的。

▲徐堂主在上课

分享下我对医疗保险的看法，厚朴和北京的大部分医馆一样，没有医保资质，但我觉得一点都不遗憾，因为我不需要医保，为什么？

因为有医保容易作假，既然有假病人，就会出现假医生。厚朴的定位是培养真正的医生，如果没有保险支持，所有病人都是掏自己兜里的钱来看病，那么他的病是真的，那么他还来复诊，说明你这个医生是真的。

这是厚朴第一次跟大家交流，厚朴自己有内部的严格规定，一个方子不超过十二味药，焦三仙算一味药。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装逼，我要让我培养的医生，体体面面挣医疗技术的钱，不靠卖药不靠小花招。

如果一个医生看一个病人，他想的是怎么用最少的药，最便宜的药，最快的时间把病治好，这是一个医生；如果他想着怎么用最贵的药，这就是药商。医生跟药商的差别是什么，没有高尚和低贱之分，但是你既然做的是医生，那思维方式就要按医生去做。

在厚朴出诊的医生都是我自己带出来的学生，我不是不愿意请外面的好医生出诊，因为，我就想给学生们一个实践的平台，我当年也是在医馆出诊，都是靠坐冷板凳，一个病人一个病人看出来的。我就希望他们能从与我相似的经历里学到什么，也让他们体会一下坐冷板凳的煎熬。

▲徐堂主在带教学生

2004年，我应邀到某中医馆出诊，我的诊费是四百，当时国家级医生的诊费是一百块钱，所以这个医馆的负责人就非常为难，后来我就到了路志正老先生办的三芝堂出诊，结果出诊一段时间以后，很多大使馆外国人都找我看病了，后来这个医馆又把我请回去了，说同意还是四百一天的坐诊费。“我们说你是给外国人看病的，所以可以收四百块钱。”这样的我在医馆内举办了大使馆的招待会，用英语给他们讲了一下中医，这样我就成为了当时医馆出诊费最高的大夫，当然不代表我的水平最高。那时候我是从礼拜六下午出诊，从第一个病人开始，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是一个姓蔡的老太太，后来一下看到了半天十八个病人，用医术挣钱就是我倡导的理念。

我们中医历朝历代，没有被官府养过的道理，都是靠自己的医术挣钱养家，怎么现在中医都活成了这样。

除了医疗之外，我带的学生也开始给社会学员教艾灸课和健康营，我们基本上把黄帝内经讲的医法方药及针刺、艾灸，导引、按跷、刮痧，包括心理咨询，都开展起来了。

另外厚朴响应国家一带一路、中医文化输出号召走出去，到日本也开了分校。讲《黄帝内经》之所以影响这么多人，不是因为我讲得好，而是是因为《黄帝内经》写得好，不是因为我的口才好，是中国人到了一个需要养生保健，提高自己生命质量的年代。顺应大趋势才有了我们中医施展才华的机会。

现在我们中华民族能向外输出的并不是很多，能够输出的价值观，且能够落地的方法，我个人认为只有传统中医。这是我们中国人具有独立知识产权。

▲厚朴中医日本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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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解决的问题：中医知识产权

另外在中医传承方面，一直有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中医知识产权。师父教会了徒弟，徒弟回来出卖老师，然后对方闹起来。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下，他们知识产权保护的方法，尊重每个老师的知识产权。除了向知识付费，还要向老师继续支付使用他的知识费。我就有一个计划，就是某个老师在厚朴传了他的艾灸技术以后，我们厚朴只要是用他的技术治好一个病人，每收一百，我们就拿出五块钱给老师。每次传授他的技术，我们就拿出百分之一到五的钱，给到老师，也就是在这种体制下，我们就没有任何道德压力。

老师就会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技术教授学生，学生就传播出去教授更多的人，学生就把挣到的钱回报给老师，没必要像现在这样遭受道德压力的捆绑，也可以让法律参与到知识产权的划分中。厚朴是自由签约，让学生自己自愿跟老师签约，如果大家喜欢这种的话，就发展到整个中医界。这样中医产权越传播就越广，到了百年之后再看中医，就会有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从而让中医发展得更好，现在很多中医馆求关注求支持，为什么不能挺起脊梁来做人呢？

我倡议我们中医界的人士多加亲近，多加学习，多加交流。

很多人说同行是冤家，其实不是，如果市场不大，就如盘里没有多少食，我们都得争着抢着。现在中国的医疗养生保健康复市场太大了，我们的人才是远远不够，所以我们中医界同仁，应该以长远的目光看到这种需求，联合起来走进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