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史《瘟疫论》

network

此文有点点长，请耐心读完，必获益！文末附录古人防疫十类方法。

[size=0.48]成书背景：

《吴江县志》记载，在《温疫论》成书的1642年前后，吴县连年发生疫病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幸存。吴又可在《温疫论》原序中说“崇祯辛巳，疫气流行，感者多，于五六月益甚，或合门传染。其于始发之时，每见时师误以正伤寒法治之，未有不殆者……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医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古册之遗忘也。”他在这样的环境中，深感当时医学的不足，发出“守古法则不合今病，舍今病而别搜古书，斯投剂不效……千载以来，何生民之不幸如此”的感叹，因此在临床实践中“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抵之处，与夫传变之体”，著成《温疫论》，提出必须从病因到治疗对温病与伤寒作明确区分。

内容简介：

其一，创立“戾气”病因学说。 吴氏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他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吴氏为之命名为“戾气”。戾气侵入人体的途径是自口鼻而入。

传播的方式有两种：有天受—通过自然环境而感染，有传染—通过接触患者而感染。此二者只是传播方式的不同，只要感染的是同一种戾气，那么“所感虽殊，其病则一”。戾气具有多样—为病各种、特适—某气专人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偏中—其气各异，所伤不同等特点，同时还具有传染与流行的特点。吴氏认为，“气者，物之变也”，因此，他设想最为理想的治疗是特效治疗，“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药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在当时的条件下，吴氏也是苦于此气“无象可见，况无声无臭”，“其来无时，其着无方”，“何能得睹得闻?人恶得而知是气?”但他的这种设想是具有超前意识的科学设想。

其二，创立表里九传辨证论治思维模式。这一辨证模式是围绕“驱邪外出”这样一个中心展开的。吴氏认为伤寒中脉络，因表入里。温疫之气从口鼻而入，初起则邪伏膜原，在不表不里之间。创制达原饮以疏利膜原，溃散邪气。邪溃之后，可能出表，越于三经，可汗而已;也可能达里，内传于胃，可下而解。公众号，中国风水研究会。治疗上的特点是“注意逐邪勿拘结粪”、“下不厌早”、“下不以数计”。温疫后期可能有顺、逆两种情况。顺者，表里气相通，里邪下而去之，表邪或从战汗而解，或从癍出而化。逆者，则应根据邪正虚实的情况酌情论治。

《瘟疫论》读后感

[size=0.48]熊软软陈大

[size=0.48]在大四这一年，我们开始学习温病学这门课程，虽然之前在学习《伤寒论》等书已经略听过一二，但真正开始学习，我还是能深深的体会它的深厚，希望在剩下并不多的课程中能在老师的指导下领略它的精髓，我选择了《瘟疫论》这本书，在这个又短又长的国庆假期里窝在寝室里啃嚼着对我来说书中略带古文生涩的文字。

[size=0.48]《瘟疫论》，又称《温疫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急性传染病的医学书籍。[size=0.48]作者为明朝末期的医学家吴有性，字又可。[size=0.48]字又可，是明末姑苏(今江苏吴县)人。[size=0.48]吴有性所处的时代，正是传染病大流行的时候。[size=0.48]明末公元1641年，正当吴有性59岁的时候，当时传染病遍及山东、浙江、河南、河北等地。[size=0.48]这时许多医生找不到新的治疗办法，以致治疗效果很差。[size=0.48]吴有性亲眼目睹当时一些传染病流行地区一巷百余家、无一家；[size=0.48]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的惨景，刻苦钻研医学道理，不顾自己安危，深入到传染病流行区，进行医疗实践，通过对当时流行的传染病的详细研究，结合他自己丰富的治疗经验，并进行分析、总结，终于在祟祯15年(公元1642年)写成了《温疫论》。

[size=0.48]读了《瘟疫论》，它大概有有如下的几个主要观点：

[size=0.48]1、《温疫论》一书提出了当时对传染病的称呼疫病的病因是 非其时而有其气。 [size=0.48]《温疫论》认为 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 [size=0.48]《温疫论》将瘟疫与其他热性病区别开来，从而使传染病病因突破了前人六气学说的束缚。[size=0.48]《温疫论》在我国第一次建立了以机体抗病功能不良，感染戾气为发病原因的新论点。

[size=0.48]2、《温疫论》指出 戾气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与接触，由口鼻进入而致病。《温疫论》中还指出戾气有特异性，只有某一特异的戾气才引起相应的传染病。 [size=0.48]该书还认为疗疮、发背等外科病是由于杂气感染，而不是由于火。[size=0.48]《温疫论》首次把外科感染疫病与传染病的病因划入同一范畴。

[size=0.48]3、《温疫论》也十分重视机体抵抗力的重要性。[size=0.48]该书认为：[size=0.48]正气充满，邪不可入，机体抵抗力强，则虽有接触传染的可能，但不大会发病。[size=0.48]假如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机体抵抗力减低，又受到传染，则可以发病。

[size=0.48]4、《温疫论》还提出了传染病的传染途径是有天受，有传染。[size=0.48]天受就是空气传染，传染就是接触传染。[size=0.48]所以书中注明凡人口鼻通乎天气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size=0.48]《温疫论》认为传染病流行形式可以是大流行，也可以是散发的。

[size=0.48]5、《温疫论》在传染病的病源、病因以及免疫性、流行性的大量论述都十分科学。[size=0.48]尤其在17世纪中叶细菌学出现之前，《温疫论》提出了：[size=0.48]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即戾气。[size=0.48]这种学说是十分先进的。[size=0.48]《温疫论》对温疫的免疫性的论述也确是十分令人敬佩。[size=0.48]书中说：[size=0.48]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size=0.48]鸭瘟，岂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size=0.48]真是一段绝妙的阐述。

[size=0.48]6、《温疫论》记载了不少治疗传染病的新方法。[size=0.48]如书中认为传染病初起宜用达原饮，等到病深一些，即所谓邪毒犯胃时，即不厌急证急攻。[size=0.48]这些方法都为后世传染病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size=0.48]原书中的一些要点我个人读后有种茅舍顿开的感觉，如下：

[size=0.48]1、注意逐邪勿拘结粪

[size=0.48]原文如是说到，温疫可下者，约三十余证，不必悉具。[size=0.48]但见舌黄，心腹痞满，便于达原饮加大黄下之。[size=0.48]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size=0.48]此论及后数条，为千古不易之议。[size=0.48]应下之证，见下无结粪，以为下之早，或以为不应下之证，误投下药。[size=0.48]殊不知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size=0.48]必俟其粪结，血液为热所搏，变证迭起，是犹养虎遗患，医之咎也。[size=0.48]况多有溏粪失下，但蒸作极臭如败酱，或如藕泥，临死不结者。[size=0.48]但得秽恶一去，邪毒从此而消，脉证从此而退，岂徒孜孜粪结而后行哉！[size=0.48]结粪一行，气通而邪热乃泄，此又前后之不同。[size=0.48]总之，邪为本，热为标，结粪又其标也。[size=0.48]能早去其邪，安患 燥结耶？[size=0.48]假令滞下，本无结粪，初起质实，频数窘急者，宜芍药汤加大黄下之。[size=0.48]此岂亦因结粪而然耶？[size=0.48]乃为逐邪而设也。[size=0.48]或曰：[size=0.48]得毋为积滞而设与？[size=0.48]余曰：[size=0.48]非也。[size=0.48]邪气客于下焦，气血壅滞，泣而为积。[size=0.48]公众号，天机录。[size=0.48]若去积以为治，已成之积方去，未成之积复生。[size=0.48]须用大黄逐去其邪，是乃断其生积之源，营卫流通，其积不治而自愈矣。[size=0.48]更有虚痢，又非此论。[size=0.48]一者其人平素大便不实，虽胃家热甚，但蒸作极臭，状如黏胶，至死不结。[size=0.48]应下之证，设引经论“初硬后必溏、不可攻”之句，诚为千古之弊。[size=0.48]初硬后必溏，原为伤寒立论，未尝指温疫言也。

[size=0.48]从这些句子里，我们可以认识到，吴又可强调承气汤不应只局限于燥屎内接的症候，在临床上，很多时候患者可溏粪的症状，很多医家却认为承气专为结粪而设也，必俟其粪结，血液为热所搏，变证迭起，反而用它方而延误了患者的病情，承气为逐邪而设，只要临床辨证准确，应及时使用承气汤类，以救患者。

[size=0.48]2、用参宜忌

[size=0.48]用参宜忌，有前利后害之不同，凡人参所忌者，里证耳。[size=0.48]邪在表及半表半里者，投之不妨。[size=0.48]表有客邪者，古方如参苏饮、小柴胡汤、败毒散是也。[size=0.48]半表半里者，如久疟挟虚，用补中益气，不但无碍，而且得效。[size=0.48]即使暴疟，邪气正盛，投之不当，亦不至胀，为无里证也。[size=0.48]夫里证者，不特 伤寒、温疫传胃，至如杂证，气郁、血郁、火郁、湿郁、痰郁、食郁之类，皆为里证，投之即胀者，盖以实填实也。[size=0.48]今温疫下后，适有暂时之通，即投人参，因而不胀，医者处言 ，以为用参之后虽不见佳处，然不为祸，便为是福，乃恣意投之，不知胃家喜通恶塞 ，下后虽通，余邪尚在，再四 服之，则助邪填实，前证复起，祸害随至矣。[size=0.48]间有失下以致气血虚耗者，有因邪盛数下，及大下而挟虚者，遂投人参，当觉精神爽慧，医者病者，皆以为得意，明后日再三投之，即加变证。[size=0.48]盖下后始则乘其胃家空阔 ，虚则沾其补益而无害 。[size=0.48]殊弗思余邪未尽，恣意投之，则渐加壅闭，邪火复炽，愈投而变证愈增矣。[size=0.48]所以下后邪缓虚急，是以补性之效速而助邪之害缓，故前后利害之不同者有如此。

[size=0.48]从上面的文字，我认识到用参在不同时候会起到不同甚至相反的效果，在古代很多医家认为参类药物在治疗很多病上百里而无一害，而在瘟疫论里，作者提到若病在表或在半表半里，用参类多无大碍，若病在里，此时用参当谨慎,在瘟疫论的上卷最后一小节—乘除中有这样段话：[size=0.48]“近代参价若金，服者不便，是以此证不死于贫家，多死于富室也要之（这句话不见于石楷体中，评注本中亦无）”其中也说明参类的应用应注意辩证的表里，不应盲目使用。

[size=0.48]3、妄投破气药论

[size=0.48]妄投破气药论 温疫心下胀满，邪在里也。若纯用青皮、枳实、槟榔诸香燥破气之品，冀其宽胀，此大谬也。今疫毒之气，传于胸胃，以致升降之气不利，因而胀满，实为客邪累及本气，但得客气一除，本气自然升降，胀满立消。若专用破气之剂，但能破正气，毒邪何自而泄？胀满何由而消？治法非用小承气弗愈。既而肠胃燥结，下既不通，中气郁滞，上焦之气不能下降，因而充积，即膜原或有未尽之邪，亦无前进之路，于是表里上中下三焦皆阻，故为痞满燥实之证。得大承气一行，所谓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而百关尽通也。大黄本非破气药，以其润而最降，故能逐邪拔毒，破结导滞，加以枳、朴者，不无佐使云尔。若纯用破气之品，津液愈耗，热结愈固，滞气无门而出，疫毒无路而泄，乃望其宽胸利膈，惑之甚矣。疫证胀满，邪气使然。已归里证，非承气不可。若用破气药，非法也。此论极当。[size=0.48]（欢迎关注我们：本能系统医学论）

[size=0.48]此段话我的理解为在温病的范畴内，使用破气药应注意辨别病机，为何患者胀满？[size=0.48]单纯是因为气滞吗？[size=0.48]更应理解为客邪累本气，此时应用大黄通诸窍，枳朴只为佐使。[size=0.48]纯用破气药，反而会致津液耗伤，滞气无出路。

[size=0.48]4、杂气论

[size=0.48]日月星辰，天之有象可睹；[size=0.48]水火土石，地之有形可求；[size=0.48]昆虫草木，动植之物可见；[size=0.48]寒热温凉，四时之气往来来可觉。[size=0.48]至于山岚瘴气、岭南毒雾，咸得地之浊气，犹或可察。[size=0.48]而惟天地之杂气，种种不一，亦犹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水火土石，气交之中有昆虫草木之不一也至于一切杂证，无因而生者，并皆杂气所成。[size=0.48]从古未闻者何耶？[size=0.48]盖因诸气来而不知，感而不觉，惟向风寒暑湿所见之气求之，是舍无声无臭、不睹不闻之气推察，既错认病原，未免误投他药。[size=0.48]刘河间作《原病式》，盖祖五运六气，百病皆原于风、寒、暑、湿、燥、火，是无出此六气为病。[size=0.48]实不知杂气为病，更多于六气为病者百倍；[size=0.48]不知六气有限，现在可测，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也。[size=0.48]能包括天下之病欤！[size=0.48]风、火、暑三证，亦有因风火暑来者，而因于杂气者亦多。[size=0.48]若概认为杂气，恐亦不当。[size=0.48]具眼人自能辨之。

[size=0.48]这段话说出了温病中最重要的病因—杂气，历来医家多以风、寒、暑、湿、燥、火为致病主要因素，而天地间除了六气之外还有一气—杂气，当然也是温病的主要因素，但往往人们会更关注能看的见得，而六气理论到了温病的层面上往往略显狭窄，杂气这一变化无穷的因素所致疾病更多更广泛，在我们医治患者的时候应当注意扩宽我们思维的一面，不要局限。

[size=0.48]5、统论疫有九传治法

[size=0.48]统论疫有九传治法，夫疫之传有九，然亦不出乎表里之间而已矣。[size=0.48]所谓九传者，病人各得其一，非谓一病而有九传也。[size=0.48]盖温疫之来，邪自口鼻而入，感于膜原，伏而未发者不知不觉。[size=0.48]已发之后，渐加发热，脉洪而数，此众人相同，宜达原饮疏之。[size=0.48]继而邪气一离膜原，察其传变，众人不同者，以其表里各异耳。[size=0.48]有但表而不里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于里者、有里胜于表者、有先表而后里者、有先里而后表者，凡此九传，其去病一也。

[size=0.48]这是对治法的一种分类，总共分为九类，我们医者在在治疗医疗时，应该注意辨别要点，也要抓住要点，这样才能够在医学的海洋里尽情的发挥自己的能力。

[size=0.48]总观整本瘟疫论，分为上下两卷，内容篇幅虽简短却精炼，说东西都很有要点，我总得读下来比较深刻的一点是，吴又可先生在文中很多次强调了承气汤的使用，有的地方甚至说到非承气汤不可，究其原因，我想来，主要是温病这个病既然是温邪引起，若妄投寒凉药的话，就如他在书中所说“疫邪结于膜原，与卫气并，因而昼夜发热，五更稍减，日晡益甚，此与瘅疟相类”。[size=0.48]温邪导致的很多病症容易引起燥热并结，所以，吴又可多次强调承气汤的使用，也是旨在通腑行气，邪热的同时祛邪，但若放在我们现代，承气汤的使用到底应该把握一个怎样的度呢？[size=0.48]这个问题值得我去思考，要结合很多方面的因素，如天气，如病人的体质，如当下的医疗坏境，大黄的使用还是应当谨慎。

[size=0.48]延伸：

古人防瘟疫十法

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可以发现人类同瘟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经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虽然每次瘟疫都会夺走无数人的生命，但这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也没有阻挡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

古人到底是如何运用聪明智慧来防治瘟疫的？这篇文章中就有答案，让我们一同来涨姿势吧~

01

意念吐纳法

[size=0.48]《素问遗篇·刺法论》提出意念吐纳法：“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

“又一法，于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

02

药浴法

[size=0.48]《素问遗篇·刺法论》提出：“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

《普济方》治时气瘴疫浴汤方:“桃枝叶(十两)白芷(三两)柏叶(五两)上为散。每服三两，煎汤浴之，极良。”

清代刘奎《松峰说疫·卷之五·诸方·避瘟方》“于谷雨以后，用川芎、苍术、白芷、零陵香各等分，煎水沐浴三次，以泄其汗，汗出臭者无病”。

03

粉身法

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赤散方以“牡丹五分，皂荚五分炙之，细辛、干姜、附子各三分，肉桂二分，真珠四分，踯躅四分。捣，筛为散……晨夜行，及视病，亦宜少许以纳粉，粉身佳。”该方以各种祛邪辟秽药物组成，外粉周身以御时行邪气。

同时，《肘后备急方》记载了“姚大夫粉身方”，“芎穹白芷藁本三物等分。下筛，内米粉中，以涂粉身于身。大良。”唐代孙思邀《备急千金要方》粉身散、《外台秘要》治温病粉身散方与此方同。

04

点眼法

清代鲍相璈首先明确提出用“人马平安散”点眼预防时疫，其组成和用法为:“冰片、麝香、飞过明雄、飞过朱砂各五分、牙硝一钱，共为细末，磁瓶紧收勿泄气，男左女右以少许点目大毗。用此入时疫病家则不沾染。”

05

塞鼻涂鼻法

明代雄黄开始被单独用于涂抹防疫的同时，也被用于塞鼻以防疫。吴琨在《医方考》辟瘟法中说：“凡觉天行时气，恐其相染，……仍以雄黄豆许用绵裹之塞鼻一窍，男左女右用之。或用大蒜塞鼻，或用阿魏塞鼻，皆良。”

《串雅内外编》在辟疫条下指出：“凡入瘟疫之家，以麻油涂鼻孔中，然后入病家去，则不相传染。”

注:

1、给病邪直入鼻腔制造了障碍（过滤网功能）2、以香避秽，油性粘滞 ，故选香油。

3、探鼻取嚏，驱邪外出合升阳之法的理。

06

取嚏法

明代万表在《万氏济世良方》“瘟疫不相传染方”中指出:“凡入疫病之家，……既出，或以纸捻探鼻，深入令嚏之为佳。”

清代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所载“通气散”：“元胡索钱半、皂角川芍各一钱、黎芦五分、踯躅花二分半，用纸燃蘸药，搐于鼻中取嚏，日三五次。”

07

悬挂佩戴法

药物悬挂、佩带是指以绛囊、绢帛或红布包裹药物，悬挂于门户、帐前或带于手臂、头顶，以预防疫病的药物外用的方法。悬挂、佩戴用单味药物主要有桑根、女青、马蹄屑和降香，复方主要包括老君神明白散、太乙流金散、赤散、虎头杀鬼方、除秽靖瘟丹等。

晋代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厉温毒诸方第十五》中的记载老君神明白散如下:“术一两，附子三两，乌头四两，桔梗二两半，细辛一两……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此带行所遇，病气皆消。”

08

熏香法

李时珍谓：“张仲景辟一切恶气，用苍术同猪蹄甲烧烟，陶隐居亦言术能除恶气，弭灾疹。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

《验方新编》以“苍术末、红枣，共捣为丸如弹子大，时时烧之，可免时疫不染。”

《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的“避瘟丹”，由乳香、降香、苍术、细辛、川芎、甘草、枣组成，谓：“此药烧之能令瘟疫不染，空房内烧之可避秽气。”

09

服药法

《素问遗篇·刺法论》所载“小金丹方”，其组成、制备与服用方法为：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筑地实，不用炉，不须药制，用火二十斤煅之也，七日终，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药地中七日，取出顺日研之三日，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下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方中四味药物，特别是朱砂、雄黄是后世辟瘟防疫常用的药物。

《和剂局方》所载“仙术汤”，能“辟瘟疫，除寒湿，温脾胃，进饮食。”以苍术为君，配合干姜、枣、杏仁、甘草而成。

《医方简义》中的“避瘟丸”，由雄黄、鬼箭羽、丹参、赤小豆组成，服之“可不染瘟疫也。”

《圣济总录》的“调中丸”，由大黄、麻仁、枳壳、茯苓、芍药、前胡、黄芩组成，“食后饮下，微利为度”，“辟四时疫疠非节之气”。

10

精神调摄法

《素问遗篇·刺法论》曰：“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因“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告诫人们“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并要求“恬淡虚无，真气从之”，以达到“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目的。

[size=0.48]结语

除了上述预防十法以外，古人还特别强调饮食卫生以及个人清洁。秦汉时期的《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还有记载用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中国很多地区至今还保持着古代传下来的预防保健习惯。南方的端午节饮菖蒲和雄黄酒等习惯，很多都同预防瘟疫有关。

[size=0.48]治未病是中医预防保健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准则。[size=0.48]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值得借鉴和思考。

network

回复 1# network吴有性与《温疫论》[size=0.12]善本古籍02-01 20:00

[size=0.12]关注






[size=0.17]吴有性（1582-1652），字又可，明吴县洞庭东山人，明末医学家，其先为东山吴巷人，粹于医。崇祯十四年（1641），南北各省瘟疫（又作温疫，书名亦同）流行。吴有性乃“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方法”，治疗瘟疫，并将病理和治疗方法总结成“《温疫论》二卷《补遗》一卷”（据民国《吴县志》著录），创立了我国传染病学基础，是我国温病学奠基人。
[size=0.17]据乾隆《吴县志》记载，吴县在崇祯十四年、十五年连续两年大灾之后又大疫，是“宋建炎金兵惨掠后，未有此奇荒”。该志卷26《祥异二》称：“十四年辛巳正月二十日至三月，多大风，扬沙昏蔽天日……五六月，亢旱无雨，蝗来，米价每石贵至三两有奇。秋初，蝗，复生蝻，禾稼食尽。复生五色大虫，啮菽，米益腾贵。自四月至冬，比户疫痢。知县牛若麟市药设局，延医诊视，疗者什三，死者什七。推官倪长圩与若麟日收露尸，给槥瘗土以万计。”又云：“十五年壬午春，米贵石至三两三钱，麦石二两三钱，民益艰食，流离窜徙，老稚抛弃道旁，城乡房舍半空倾倒，死尸枕藉……五月十四日，县西南境大雨雹。嗣后淫潦不止，又大疫。若麟设局施药，得疗者半。”




[size=0.17]关于当年大疫的严重性，我们可以从乾隆《吴江县志》卷37《别录》的一则记载得到佐证：“诸生王玉锡，字来宣，当崇祯十四年，邑中大疫，死者阖门相枕藉，无遗类，偶触其气必死。玉锡之师陈君山父子妻孥五人一夜死，亲邻不敢窥其门，玉锡独毅然直入，曰：‘师弟谓何忍坐视耶？’乃率数丐者至尸所，一一棺殓之，止有一襁褓子几死，略有微息，亲抱出乳药得生……”
[size=0.17]除了吴江、吴县，昆山同样也是大灾之年，据《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3《人物十六艺术》记载：“李逸，字斐石，性好佛，尤工画佛，尝依《净土经》画《九品往生图》，庄严妙丽，穷极相好。崇祯辛巳，岁大饥，饿莩塞路，逸绘《饥民图》请于巨室，作粥赈之……”
[size=0.17]面对史无前例的灾荒，吴有性出于医者本性，悲天悯人，协助官府设局诊视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因为瘟疫爆发实在面广量大——“比户疫痢”，病情又不同于其擅长的伤寒，因而还是出现了“疗者什三，死者什七”“死尸枕藉”的结局。但是吴有性在大疫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不断的临床诊疗中摸索最有效的处方，于是就有了《温疫论》的诞生。




[size=0.17]据《江苏艺文志·苏州卷》著录，吴有性著有《温疫论》2卷、《春生妙术瘟疫论》6卷、《吴又可瘟疫论节要》1卷（清潘道根删润）、《瘟疫论补注》2卷（清郑重光补注）、《补注瘟疫论》4卷（清洪天锡补注）、《瘟疫论类编》5卷、《瘟疫论解》3卷（日本仄山文豹编注）、《瘟疫合璧》2卷（清王嘉谟补编）、《瘟疫发挥》2卷（日本小畑良卓校注）、《瘟疫论私评》2卷（日本秋吉质评）、《瘟疫论辨义》4卷（清杨尧章辨义）、《吴郑合编》2种6卷（吴有性《瘟疫论》2卷、清郑奠一《瘟疫明辨》4卷）、《伤寒实录》《医门普度瘟疫论（重订）》2卷（清孔毓礼、龚绍林评）、《医门普度瘟疫论痢疾论》6卷（孔毓礼评）。




[size=0.17]从上述论著看，吴有性《温疫论》2卷是有关瘟疫的源头性著作。《清史稿》卷《艺术传一》称：“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其后，有戴天章、余霖、刘奎，皆以瘟疫名。”又云：“崇祯辛巳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瘟疫论》。”经过临床精心观察，他认为瘟疫之病因，与伤寒之邪由肌肤表面由表及里“自阳至阴，以此而深”的传播有所不同。瘟疫由口鼻而入，“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是一种不能见、闻、触到之“疠（戾）气”。疠气不止一种，故称“杂气”。某种杂气可使人患某种传染病，各种疠气均有其“特适”性（特异性）。《瘟疫论》将瘟疫传变途径分为九种：“或表或里，各自为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于里者；有先表后里者；有先里后表者。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又有变证、兼证种种不同。”在《瘟疫论》中均“著论制方，一一辨别”。
[size=0.17]吴有性敢于破除传染病因旧说，倡言“守古法不合今病”，创立“疠气”病因学说，其革新精神，极为可贵。所著《瘟疫论》一书，对丰富温病学内容，促进温病学发展贡献很大，成书未两年，便刻印传世，医家竞相翻印，流传甚广。康熙间传至日本，备受推崇。《瘟疫论》是中国医学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著述，已被列为百部《江苏传世名著》之一。
[size=0.17]吴有性在东山的遗迹，仅存其以族长身份所立《净志庵碑记》一块，落款为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碑被砌在鹅潭庙墙内，今庙毁墙存，此碑尚在。

network

回复 2# network

吴又可

    中医对传染病病因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道路。到了明代末年著名升学家吴又可提出了突破性的见解??戾气说。这种学说在细菌学没有诞生的年代里，对指导和治疗热性传染病的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这种学说能够得到继续发展，无疑地会对祖国医学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当时社会、思想、科学技术等水平的很制，吴又可的卓越见解没能得到继续发展，甚至没有引起当时医学界应有的重视，实为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一）
    明朝中晚期，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对人民的统治日益深重，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不断增加，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尖锐化，各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反抗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明朝统治机构日趋动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百姓不得安宁，生活极度贫困，各地相继出现疫病。据史书记载，1408－1643年，共有大规模的疫病流行39地次，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以来疫病最严重的时期。因疫病而死亡的人数十分惊人，1408年，江西、福建两地死亡七万余人；1444年，绍兴等地死亡三万余人；1456年，桂林死亡二万余人；1643年，京师死亡二十余万人，不论男女老幼，染病即死。
    传染病的大流行给中医界提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从理论上搞清病因问题，另一方面是在实践上解决治疗问题。早在中医理论奠基时期，《黄帝内经》一书对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热性病有过这样的论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指出热性病是人体伤于寒而发病。处于朴素经验阶段的早期中医学，对急性传染病与一般传染病在概念上没有严格的区分，从主要症状上统称热性病，从病因上称为伤寒。在此基础上，东汉医学家张仲景（名机，约公元150－219年）结合医疗实践，在病因上下定义，把这一类病定名为“伤寒”。他在《伤寒杂病论》中指出：、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作为病名，“伤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多种外感热病的总称；狭义是外受风寒、感而即发的病变。《伤寒杂病论》一书所论伤寒是广义的伤寒，虽然有瘟病的内容，但是，重点论述风寒之邪所引起的一系列病理变化和辨证施治，对瘟病则没有系统的论述。这表明中医关于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处于初级阶段，对病因、治疗等方面还有待于后人不断深入探索和发展其理论，逐渐建立中医传染病学。
    《伤寒杂病论》以后的千余年历史中，中医在传染病方面虽然有所发展，但是，不论在病因方面，还是传染病特点及治疗等方面，都没有根本性的突破。直到金代医家刘完素（约1110年－？）在治疗热性病方面主张用清凉法，后来明初医家王履（1332－1391年）明确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见解，以大多医家从多方面对热性传染病进行新的探索。在这之前，历代医家都把瘟病混同于伤寒，治疗了采用“三日以前汗之，三日后下之”的方法，局限于《伤寒论》的樊篱，不论是南北朝时期，或是隋唐五代，基本上如此。
    明代的通商和交通较前发达，使传染病的规模不断扩大，由于许多医家仍然沿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传染病，疗效很差，结果“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药愈乱”，“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措，未免指鹿为马矣”。许多染上温病的人“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立足实践，解放思想，摆脱《伤寒论》的束缚，提高中医对传染病的病因等方面的认识。

    （二）
    明朝末年出现的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给人们认识它的本质提供了条件。但是，如果没有敢于冲破束缚的革新精神，仍然无法提高中医对传染病的认识。因此，只有打破传统观念，勇于创新，才能推动中医学传染病理论的发展。
    明末医家吴又可（1592－1672年？）在行医中深入观察瘟疫流行的特点，研究病变的规律，认真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善于创造性思维，摆脱中医学术上的僵化思想，坚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风气，他经过系统地总结，提出了瘟疫病因学上的新观点——戾气说，并著成中国医学史上关于传染病理论的专著《瘟疫论》。吴又可在书中对病因、发病症状、传变过程和治疗原则及用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发展了中医对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并且把瘟病、瘟疫和伤寒截然分开。
    吴又可之前的历代医家，都是从天气的异常来理解热性病的病源，而他经过长期的探索后独树己见，在书中写道：“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明确指出：“伤寒与中暑，感天地之常气，疫者感天地之疠气”，“然此气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精辟地概括出来戾气的特点，即人的肉眼看不见但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质。而且指出它有多种类型，“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不同戾气所引起的瘟疫种类各异，揭示了戾气具有特异性。另外，论述了戾气具有偏中性特点，“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吴又可的这一论述与现代医学中的“种属感受性”或者“种属免疫性”概念是很接近的。戾气说把中医外科的某些疾病，如疔疮、痈疽、丹毒等的病源归结为杂气。吴又可提出戾气说的时代，既没有显微镜，也没有微生物学说，中医水平还处于经验升学阶段，他提出的这一比较科学的设想，比西方医学家李斯特（L．Lister，1827－1912年）关于外科术后感染是微生物所致的发现，早二百多年。所以说，吴又可的戾气说是中医传染病学上的卓越贡献，是中医学术思想上继承与突破相结合的成果。
    吴又可总结出瘟疫流行的主要特点，一是大流行，二是散发性。突破了以前医学经典中关于传染病的论述，对诊断瘟疫及其预防具有重要作用。关于瘟疫的发病特点，他指出瘟疫既不同于一般外感病的表证，也没有里证的表现，而是憎寒壮热，脉不浮不沉而数，瘟病初起，侵入膜原。因此，在治疗方法上主张急证急攻，逐邪为首；并且重视攻下，补泻兼施，他所创用的方剂“达原饮”等具有独特的疗效，至今对某些急性传染病均有较好的效果。更可贵的是，吴又可设想如果找到制报戾气的特效药，一种药治一种病，那样则不必配制方剂，可以减少许多琐事，一般的处方用药完全可以总废除。
    由于吴又可对传染病的病源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因而对发病规律做出了比较正确的解释。他在《瘟疫论》中指出传染途径有两个，一是来自自然环境，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侵入人体的途径则是自口鼻而入；并且认识到人体抵抗力的强弱与是否发病有关。
    吴又可提出的戾气说和他的《瘟疫论》，反映出独到的见解与创新精神。他把温病、瘟疫和伤寒明确加以区分，对疾病的传变上完全摆脱了六经传变的传统说法，认为疫邪从口鼻侵入人体，伏于“募原”，之后以九种不同方式向“表”或“里”传变；并提出治疗瘟疫的新设想，揭开了中医传染病学史上的新篇章。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可贵的。他的戾气说出现后，使中医领域墨守陈规的学术风气受到一次猛烈冲击，引起一些思想保守的医家极为不满，把富于创新的成就看成是离经叛道的行为。比如，清代的医家陈念祖(1736－1820年)曾指责吴又可的新理论是“创异说以欺人”，不仅如此，他还对吴又可以前的所有进步的医家及医学上的成就全盘否定。陈念祖在《神农本草经读》一书中说：“唐宋以后，诸家异说盛行，全违经训” ，极力反对中医学的革新。这种否定和攻击在学术思想上代表了保守势力。另外，清代中医学术界对吴又可的新理论不够重视，伤寒派一直坚持伤寒包括温病（一般热性传染病），认为只要学好《伤寒论》的理、法、方、药，就可以治疗温病。乾隆年间以后发展起来的温病派，则认为伤寒与温病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而且古代伤寒多而温病少，认为伤寒为寒邪所致，温病则由温、暑、燥、湿等不同邪气所引起，所以，强调伤寒与温病不同。现在看来，两个学术派别的争论不过是对一般热性传染病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罢了。所谓温病学说，在对一般热性传染病传变过程的认识和治疗方面，比《伤寒论》前进了一步。但是，戾气说在中医传染病病因学方面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温病派不敢公开提出的关于治疗温疫的特效药设想，也被无声地埋没了。如果他对传染病的一系列比较科学的认识和大胆设想能够得到继续发展，中医学在传染病方面完全有可能进行现代科学的发展阶段。

    （三）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晚期，社会变革正在孕育之中，中医有了较大的进步。吴又可的新成就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而敢于冲破束缚、大胆创新的精神，是他在中医传染病学上取得重在成就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总结这一历史经验，特别是受蒙难的历史教训，确是发人深省的。
    中医史上，自理论奠基以来，其发展是缓慢的，主要的原因是正统医学学派学术思想的僵化和墨守陈规，四部经典成为他们心目中一成不变的教条，“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把前人的经验僵化了，因此，关于传染病的理论基本停留在《伤寒论》水平；瘟疫与伤寒的概念混同，治疗皆用伤寒法。当新发现的事实与原有理论不符时，学术思想保守的医家总是牵强附会地进行解释，结果既不能发展前人的理论，也不利于指导医疗实践。吴又可“静心穷理”，提出新的学说，却受到否定和攻击。伤寒派成为中医的正统学派，对戾气说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热衷于与温病派的学术争论。实际上，两派的主要观点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这样，就阻碍了对瘟疫病因的探索以及特效药物治疗的深入研究。
    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影响着中医的学术风气。统治阶级为了束缚人民的思想，从董仲舒开始，把儒学家说作为社会的正统思想，“天不变，道亦不变”等错误观念限制着人们的手脚。明清时期，统治阶级提倡宋明理学，对中医学术思想带来消极影响。所以，中医学术上尊古、崇古、好古的保守思想，受儒家的思想影响较深。这是阻碍中医发展的原因之一。著名医家王肯堂批评指出：“知尊仲景书，而遗后贤续法者，好古之过也”。《伤寒论》成书后几百年间，中医对热性病的探讨不受重视，流传的也不广泛，宋代开始注意，但只是偏重注释、整理和补充《伤寒论》，在基本理论方面毫无突破。这一时期，“五运六气”说却在中医界占有相当的地位，太医局将它列入考试医生的科目中。可见，理论脱离实际则是中医传染病学发展迟缓的又一个原因。
    吴又可提出戾气说正是明末清初，当时，由于统治阶级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断绝了中外的文化技术交流，西方出现的新技术、新科学没有能够及时引进，使中国的科学技术从近代起落后于西方，中医学的发展缺乏科学技术手段。相反，西方医学从文艺复兴开始，学术思想解放，打破封建意识的束缚，逐渐进入实验升学阶段，传染病的研究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显微镜、化学染色法等，到19世纪末，建立了现代传染病学；并且，由于化学等等学科的发展，出现了特效性药物，吴又可的设想变成了现实。相比之下，戾气说在这个时期还停留在实验科学的大门之外，科学的设想无法得到验证和发展，这实在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