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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世界报:北高运维服务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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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0-8-5 08:10:40 | 显示全部楼层
刘建: 从小老板到运维“署长”
  文章转载: 计算机世界

刘建写博客,聊QQ,不像信息主管。但他做过生意,有基层业务经验,从事过技术工作,“闲聊”是朝管理型转变的表象。

在他的特有的工作方法带动下,大兴法院的信息化逐步成为北京地区的标杆。

刘建的桌面杂乱无章,左边是一沓文件,右边堆着一些资料,中间是香烟、空调遥控器、键盘、鼠标、耳机和车钥匙。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桌前是42英寸的监视器,旁边有14英寸的小显示器,这是典型IT技术人员的办公桌。

“我和别人不一样,17岁在中关村租柜台,当老板,年收入二三十万元,20岁考上了公务员。”刘建说。他现在是北京大兴区人民法院信息技术室主任,该部门有三名专职人员,15名外包运营人员。这些活跃的年轻人自建QQ群,名为“大兴运维总署”,刘建顺理成章地被称呼为“署长”。

大兴法院承担了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下简称北京高法院)第二期、第三期的信息化试点。试点的信息系统在大兴法院应用成熟之后,在北京法院系统内全面铺开,大兴法院的信息化试点承担着以点带面的标杆性作用。

刘建为什么从商人变成信息化主管,如何承载职业要求? 他有什么方法,承担起大兴法院的标杆性试点工作?

17岁的小老板

刘建当了三年IT小老板,为日后的职业生涯埋下伏笔。

“17岁那年,我从职高一年级休学,在中关村黄庄的配套市场打工,倒卖计算机配件,无非是CPU、主板、硬盘等。过了半年,有一些关系后,自己租了半个柜台,代理海洋、Chips主板,倒腾装机。”刘建兴奋地回忆当时场景,说中关村配件市场生意火爆,需求旺盛,利润空间大,一块倍速的光驱进价700元,卖1200元: “一个月赚一两万元都是少的。”

“我学历低,刚入行时啥也不懂,四处请教人。”刘建的运气不错,在代理柏德电脑时,北京物理楼有一位老教授告诉他如何在“村内”做生意。刘建聪明好学,虚心请教,渐渐入行,生意越做越火。这个职高学历的老板忙不过来,索性找帮手,大多是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毕业生。

在这两三年中,刘建做了不少大单子,如北京大兴区第一、二职业高中,石化和一些街道办的攒机单。时至今日,刘建分析自己的优势说: “当时不到20岁,年龄小,长相也小,和用户打交道时,他们都觉得我不容易,套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倚小卖小’。”每次在打单时,刘建踏实耐心,少说话,多做事,腿脚勤快,嘴甜,不断喊着“谢谢叔叔阿姨”,单子渐渐多起来,刘建也琢磨出不少做生意的道理。

转眼到了1996年,中关村的暴利日子一去不返。专业媒体开始大版面刊登配件报价,用户往往拿着媒体的报价单来攒机。中关村又新开了几家大型电脑市场,增加了上千家小柜台,竞争愈发激烈。PC市场也走到了单机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分叉口。这时,刘建觉得攒机的生意不能再做下去了,他转让了柜台,去了建筑公司做办公室秘书,思考着人生的下一步。

“在接单时认识不少机关的人,觉得可以去机关工作,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刘建抱着这个想法报考公务员。他父母都在机关工作,很支持这种想法。学历低,不差钱的刘建开始备战考试。

1997年,中国面向社会公开招考第一批公务员,高中学历即可报名。刘建清楚地记得当时的题目: “前面是50道反应题,后面是50分的申论。比较幸运的,我猜中申论题目——什么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整整写满一页纸。”这种幸运加上聪明,他的总成绩是67.5分,超过了60分的分数线,最后被调配到了大兴法院。

那一年,刘建不满21岁。

基础工作

1997年,大兴还属于北京市的郊县,法院还叫大兴县人民法院,有六个派出法庭。刘建被分配到最远的派出法庭做书记员,那里骑车5分钟就能到河北省。当时没有信息化概念,通信也不发达。上级单位派发了几台IBM P133的电脑,法院就当宝贝供着,偶尔开机,也不过当打字机用。

书记员的工作是记录庭审,送达和整理归档。刘建除了基础业务之外,还做过内勤。这种经历有三四年时间,让他彻底了解了法院的基础业务,这为他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刘建懂电脑市场,为单位和个人跑前跑后买配件、攒电脑、做日常维护、安装软件和查杀病毒等。由于这种联系,他和大兴法院好几个派出法院来往密切,关系良好,这增加了他日后的协调能力,又为信息化工作打下另一个基础。

不过,“知道自己没学历”,刘建在基层工作的几年时间内,又自学专业知识,拿到了法律和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证。

2000年,刘建调回大兴法院本部,负责通信业务。“这段经历让我了解了运营商之间的关系,以及通信方面的技术知识。”这一工作又经历了四年时间。

2001年,大兴由县变为区,大兴县人民法院也变为大兴区人民法院。2003年底,大兴法院开工建设新办公楼。2004年7月18日,新大楼启用。

这一次,刘建全面负责信息化建设。

“当时考虑并不周全,机房面积只有50平方米。”刘建说,此次兴建的机房,计划满足五年内的业务需求,硬件配套设施完善,包括一台小型计算机、四台服务器、一台三层交换机、UPS和防火墙等设备。

由于只有刘建一个人负责机房,为了保障质量和赶工期,刘建吃住都在法院内。“当时,在机房的机柜间搭了一张床,困了就睡一会。并且由于新楼建成后的经费问题,派出法庭的系统也要建设,我每天都在钻洞、走线、做水晶头、安装槽板,完全就是一个技术工人。”刘建忙碌了几个月,每天穿梭在法院与派出法庭间,一个人将所有派出法庭的网络安装和调试好,有时候还让太太一起帮忙:“现在想想,蛮有成就感。”

直到现在,刘建对整栋大楼的网线作用和物理位置仍了如指掌: “只有我一个人清楚这些线怎么走的,法院现在的运维团队工程师还会偶尔问我。”刘建打开机柜后门展示时,自豪地说道。只见机柜后面的交换机内排布着错综复杂,不同走向的网线。不过,这些网线上附有五颜六色的标签,上面标注作用,这也是刘建一张张贴上去的。

二期试点

2004年,中国法院系统的信息化蓬勃发展。

这一年,北京高法院开始加大信息化建设,以“四个统一”为建设方针,经过仔细调研将信息化第二期的试点工作放在了大兴法院。在这之前,“做信息化时,我经常和上级沟通,提出了不少想法,思考法院的信息化该怎么做,如何提高庭审效率,满足和当事人的需求,为领导决策所服务等等。”刘建懂得业务知识,又和基层人员熟悉,了解法官的想法和业务需求。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信息化建设的看法,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为什么将信息化试点放在了大兴?

刘建如今分析说,试点工程对审判业务的影响很大。有些大法院为了不影响日常开庭,不愿意试点。有些小法院硬件环境差,业务量不足,不具有典型性,不能试点。而大兴法院处于中游水平,硬件条件还过得去,业务量饱和,关键是法院领导对信息化工作非常重视,加之自已对信息化工作有一套思路,认识清晰,确实希望能够通过信息化缓解业务压力,所以,综合这些因素,二期试点最终放在了大兴法院。

同时,从经济条件说,比大兴法院有钱的法院比比皆是,比大兴法院穷的地方也不少。假如信息化工作在大兴法院试点成功,应用较好,必定会促进上游法院的信息化建设,也将带动下游法院的信息化发展。

可以说,北京高法院有意将大兴法院树立为信息化的标杆,这一期试点的重点有庭审刻录系统、庭审视频高清系统、远程立案系统和IPTV系统等。

“试点其实是苦活。”刘建说,大兴法院的信息化试点工作做得很辛苦,他最长时工作了五天五夜: “我是白天、夜晚轮轴转。白天不能影响庭审业务,不能走线、打孔,所以后台软件公司找我调试机器,安装软件、测试路由顺畅。到了晚上,综合布线的公司又要找我,问我穿孔的位置怎么打,布线是否影响美观等。”刘建负责二期试点的工作,又是一个人面对五家IT公司。在连轴转工作了五天五夜之后,刘建一口气睡了一天半。

2007年9月18日,北京法院信息化成果展示会在大兴法院召开。参加的单位有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北京各区县法院的一把手、北京财务局领导和北京信息办主任等。这是北京法院信息化建设里程碑式的一个会议,从此以后,北京法院系统的信息化逐步建设,成为全国最先进的地区。

针对二期试点的成功,北京高法院专给大兴法院写了一封感谢信,贴在了法院的大门前。

二期试点,刘建功不可没。

CIO的能力

因为二期试点的成功,2009年,北京法院信息化的三期试点也放在了大兴法院。三期试点工程包括3500万元的软件,细分为民事、商事、立案等大大小小100多个系统。

为了做好三期的试点工作,刘建鼓动所有人员为系统挑错,意见被采用的有奖。部门间还进行试用比赛等。在这些激励措施下,基层审判人员积极参与。

针对三期试点工程,大兴法院提出的改进意见不少于1500条。

有些意见很小,却符合人性化: “比如警示符号修改成图形并有颜色,立即能吸引人的注意力。”这些小意见代表了大兴法院对试点系统的关注程度。有一名审判长还专门写了1500字的意见书,仔细谈了对试点系统的看法,这让刘建很感动。

三期试点结束之后,大兴法院的信息化又上了一个台阶。 大兴法院的庭审系统也在不断升级,由原来高院建设的6个视音频点位增加到26个。刘建指着桌前的大屏幕说,大兴法院共有26块这样的屏幕,放在了院长、中层领导和审判长的办公室。领导们可随时查看庭审情况,保障了庭审业务的公开透明。在建的新大楼中,也将有一间专业的视频机房。

刘建说: “我们IT部门的工作就是要让信息化渗透到法院系统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中、每一个环节中,让每名工作人员从上班到下班都离不开信息化。信息化设备和软件如果建而不用,不与业务磨合,就是浪费。”

刘建认为: “一般的信息中心主管不应该叫CIO,法院系统的信息主管倒有点像CIO。作为法院的CIO应该从法律的产生、当事人诉讼、庭审、上诉、归档、公网利用到最后的信息清除,整个信息流程中考虑问题。他应该从工作中发现、利用、整合和深度挖掘信息,而不只是管理一些信息化设备和系统。CIO要对信息流程明确,思路清晰,可以从各个业务环节中找到信息化与审判业务的契合点。所以,能够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CIO就必须具备业务精通、技术全面、思路清晰、协调能力强这四个方面的能力。”

规范制度

为了推动信息化的规范化,大兴法院将信息化纳入考核内容当中,设立了不少规章制度。像计算机网络和机房的使用、计算机的管理和书记员的信息化工作等,全部纳入到大兴法院的规章制度中。

2009年,大兴法院成立了技术室,包括刘建在内,一共三人。大兴法院IT人员不够,他们率先学习北京高法院的做法,采用信息化服务外包的形式。至此,大兴法院的信息化工作人员增加到15人。

为了管理好团队,刘建制定了《大兴法院信息系统工作管理规程汇编》,包括42大项、80多小项的详细规定,涵盖了信息化运维的所有环节。比较严格的是按照生产型企业标准执行的6S规范(6S指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和安全)。6S规范具体到垃圾桶怎么摆放,是否在黄线之内; 语言规范到该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等。有了这些约束措施,大兴信息化的外包服务团队就有了良好的精神面貌,是一个随时都能拉得出去的IT团队。

曾经有运维团队的工作人员因为说了一句“这个问题我不清楚,还是找我们领导吧。”刘建就按规定对该员工罚款500元。刘建说,罚款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规范服务的质量和标准,具备良好形象。当然,这罚款也返还给了运维团队,让他们奖励优秀员工。

在他看来,IT团队重要的是服务、形象和质量保障。“服务”表现在IT团队的响应时间、能否及时解决问题,做到随时随地贴心服务上,并且在服务过程中不能让服务对象对信息化有抵触。“形象”是指IT部门要让法院对其有信心和信任感。如果IT部门不具备一个良好的形象,没有精神和活力,领导又怎么信任并给于支持呢?最后是“质量保障”,这是IT团队的基本功。善于钻研业务应该是IT人员的基本特点,这也是6S严格规范的。

采访手记

成为CIO的奥秘

刘建个头不高,面相和蔼,对人热情。他说,别人经常以为他才20多岁。为什么看起来很小,因为性格很乐观,用他的话说: “自已想成为一个良好氛围和环境的创造者,而不是这个环境的杀手。”

比如说,刘建管理了15名IT人员。但这些员工没有称呼他为“刘主任”而是“刘哥”。自从他把QQ群命名为“大兴运维总署”之后,他们又称呼他为“署长”。刘“署长”也和IT员工一样,在QQ群里聊工作,偶尔八卦一下。

刘建还喜欢写博客,经常在博客中谈工作和周围同事。在采访中,他打开最近的几篇博客解释说,这一篇博客为什么写,出于什么目的; 另外一篇博客又为什么写,目的是什么。

他认为,要和IT团队打成一片,才能让团队有凝聚力。凡事都应身先士卒,不管工作多晚,都要做到自己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加班时也要让大家在一个愉悦的环境中工作。甚至有一段工作不太紧张的时候,有员工说“好久没加班了”,其潜台词就是大兴IT团队有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并且,每逢员工过生日,刘建和团队总是集体活动,项目内容也是大多数年轻人喜欢的: K歌、聚餐、游玩。

当然,刘建说,团队氛围好,但制定的规章制度也不能违背。如果有违背的,该如何执行又不让员工反感呢? 刘建专门去请教老师,学习管理团队方面的知识。他举例说,比如这边刚宣布对某员工处罚几百元钱,那边自己又笑呵呵地对其他员工说: “某人要用处罚的钱请我们吃饭了。”这就是刘建的管理技巧,善于管理而不能适得其反。

从刘建的经历来看,他从商,懂得了商人的心理,了解采购; 他从事法院基层业务三四年,熟悉业务知识; 他和审判人员打成一片,锻炼出协调能力; 他一步步搞起信息化,培养出技术功底; 有了这些综合背景之后,才让刘建做信息化工作游刃有余。

现在刘建又在学习管理,这将会把他带到新的高度。(文/吴玉征)

背景资料

大兴区人民法院为北京市基层人民法院,前身为大兴县人民法庭,建立于1949年5月。大兴法院下设刑事审判庭、民事、行政审判庭、执行庭等12个职能部门,并下设黄村、红星等六个人民法庭。全院现共有在编干警199 人。2009年,全院共受理以及审(执)结各类案件近20万件。

CIO语录:

作为法院的CIO应该从整个信息流程上考虑问题,他应该从工作中发现、利用、整合和深度挖掘信息,而不只是管理一些信息化设备和系统。他要对信息流程明确,思路清晰,可以从各个业务环节中找到信息化与审判业务的契合点。

CIO观点:

“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CIO必须具备业务精通、技术全面、思路清晰、协调能力强这四个方面的能力,并且善于管理IT团队。IT团队最重要的是服务、形象和质量保障。”

作者:吴玉征


 楼主| 发表于 2010-8-5 08:11:06 | 显示全部楼层
王岚生: 甩手运维 快乐IT
  文章转载: 计算机世界

繁杂的IT运维常常会令CIO苦恼不堪,CIO如何摆脱“救火员”的角色?

“他是政法部门的信息化主管,可是当信息系统运行出了故障问题,他却是“甩手掌柜”。他的观点是: “绝不充当救火员的角色。信息系统有了问题,我不是靠自己动手去直接解决问题,而是要找出运维责任人和管理问题所在,防止再次发生。”繁杂的IT运维常常会令CIO苦恼不堪,但他的管理方式却显得简单而且快乐。

这就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技术处副处长王岚生的信息化运维方法论。

信息系统每年需要一千多万元的运维费用,很多人不理解。“这笔钱足以购买停满一整院的汽车,但运维费用不同,别人看不到实物。就好比到了年底这些汽车都开走了一样,我们拿什么给人交代?”王岚生形象地比喻说。

在技术处埋头苦干三年,建立完整的运维服务外包体系之后,北京高院拥有的近3亿元信息化资产一目了然。7家外包商负责1700多项运维服务工作,由一站式服务电话处理北京法院6000多名法官的IT技术问题,实现了与审判业务深度融合。

如此一来,王岚生轻松自在,对日常具体运维工作可以“甩手不管”,却完全做到了运筹帷幄,无后顾之忧,成为超脱的信息化主管。他说: “信息化运维服务是一门管理的学问,并非是纯技术业务。”

千万元运维费用

“为什么要重视信息化的运维工作?道理很简单,这是解决信息化建设究竟要做什么、给谁做的问题。”王岚生在采访中开门见山地谈到。他认为,作为信息化主管部门,如果搞不清楚信息系统如何与法院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如何高效发挥系统功能和信息化资产的价值,就是失职。

王岚生说,这些年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初期是重硬件、轻软件,重建设、轻应用。这些问题引发的后患是: 运维滞后于建设,管理滞后于需求,系统无效运行,信息难以整合。运维远远落后于建设步伐,缺失运维管理环节,信息系统不能最大化发挥作用,就好比一盘死棋,严重浪费了IT投资。

按照北京高院的信息化五年建设规划,到2005年,北京高院进入大规模信息化建设阶段,当时的应用系统已能基本满足业务需求。这些大大小小的应用系统运行在近百台计算机上?北京高院技术处只有12个人,他们察觉到困难所在。

这一年,北京高院搬到建国门南大街10号的新办公楼。在新办公楼里,仅办公设备就有几千台,还有全市法院信息专网中80多个节点上的IT设备和系统,要让这12个人保障全业务的运转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们由此进行深入的思考: 信息系统如何才能运转起来?系统为谁服务?怎么保障系统正常运行?技术处开始尝试将运维服务当做一个产品外包出去。王岚生分析说,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一是缓解了机关人员编制的问题,不需要额外占用编制; 二是解决了信息化建设后与应用的脱节问题,信息系统林林总总,但最终的使用人员并不完全清楚系统能够提供多少服务,运维为两者之间建立了沟通渠道; 三是能够促进业务与IT的深度融合,专业IT人员把系统应用提炼出来,再告诉业务人员,可促进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

北京高院的运维服务外包可不是“哪里坏了就修哪儿”的观念。在技术处看来,信息化的运维服务如果走到了这一步就是失败的。王岚生认为,信息系统是有灵魂的,让它运转起来的目的是为法院审判业务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技术支撑,而不仅是保障硬件不坏、软件运行的简单概念。

在大规模信息化建设阶段,王岚生认为,信息系统是工具,目的是让信息得到持续有效的应用,建立科学规范的运维管理体系,是推进电子政务由发展阶段跨入成熟阶段的重要环节。

3.6万字

技术需求书

2007年年初,北京高院技术处开始了大规模的需求调研,严格按照北京市信息办等主管部门界定的外包范围,在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将技术相关的系统归类在同标段委托组织公开招标。这一时期,技术处做出了3.6万字的技术需求书。为保障需求书的准确性,他们邀请了由专家、学者等组成的第三方举行先期预评审,最终形成信息化运维服务外包招标文件。

这3.6万字是技术处和外包商花费了半年时间,一点点摸索出来的。同时,经过此次摸底调查,他们也搞清楚了北京高院的信息化资产,因为这是北京财政对年度运维费审核的重要依据。

“在运维服务外包管理模式中,对资产进行精细管理至关重要,明确在线运行资产由哪个运维单位负责、价值多少,为双方签订资产保管协议提供重要依据。搞清楚资产总值,能够真实掌握离线设备和备品备件情况,对及时配备器材、保障信息系统稳定运行有着重要的作用。”王岚生说。最终的调查摸底情况是,北京高院的信息化资产近3亿元,软件资产约占30%,硬件资产约3万余件套,这为接下来的运维外包业务流程和业务需求又奠定了一个基础。

经过公开招标和评审,北京高院最终选择了7家运维服务外包商,大多是以前参与过法院信息化建设的系统集成商。在此之前,北京高院每年也有几百万元的运维费用,属于零敲碎打的系统维护,由各个系统集成商在做。

北京高院是完全吃财政饭的政法单位,每一分钱都来自财政拨款。如何让政府主管部门清楚法院信息化运维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获得财政支持,成为北京高院运维管理外包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

王岚生解释说,要得到财政支持,必须建立公信度,将财政预算做精确,落实到运维服务外包的每一分钱上。运维外包可不像是购买硬件产品、软件系统那样,费用是可见的。“我必须要对财政说清楚每一分钱花在了哪里,不能没有效益。”王岚生说。

经过对信息系统认真细致的梳理统计,厚厚的3.6万字招标书覆盖了北京高院每一项信息化资产。在王岚生展示的系统资产拓扑图上,密密麻麻地画着每一台电脑、每一台服务器(并标注出所运行的系统)的摆放位置、网络布线的线路等。这些设备放置在一间间办公楼的平面图内,犹如军事战略图。

在给主管部门的财政申请报告中,技术处清清楚楚地写出每一分钱的用途。按照北京高院软件和硬件的有形资产,折算为几百万元运维费用。其余的是按照信息系统算出的人工费用,大概也有几百万元,两项相加,得出每年北京高院的运维费用在一千多万元。

1250项

信息服务内容

运维人工费用是根据业务流程和业务需求确定的。

摸清楚信息化资产之后,北京高院又开始梳理信息系统的流程关系和业务需求。王岚生说: “这些需求是由技术处、外包商和第三方管理部门坐下来一点点摸索出来的。在细化资产管理的基础上,做出了北京法院信息系统网络流程图,其目的是为了让服务外包商了解这些设备之间如何关联,构成的系统之间是什么关系,组成的网络发挥了什么作用,为业务工作提供了哪些应用,系统之间出现故障又如何尽快判断处置。”这与资产拓扑图一脉相承。

接下来是明确业务需求。技术处根据法院审判业务梳理了665项核心业务应用目录,根据法院各项管理需求梳理出1250项信息服务内容,实现了对北京法院全业务、全流程的覆盖。王岚生说,明确了业务需求是解决信息系统在做什么、运维工作干什么、信息由哪儿来到哪儿去的认识和管理问题。

有了这些基础数据,清晰了法院业务需求,技术处和运维外包商坐下来,开始细化具体运维服务项目。“这其实就是讨价还价、反复沟通的过程”。譬如: 在制定某项服务标准时,如果系统出现问题,需要的运维响应时间是多少,5分钟还是10分钟? 最终可忍受的时间范围是多久? 在此项服务中,所需要的工程师是初级、中级还是高级?他们的工时是半小时、一小时,还是一天?

对于系统集成商(乙方)而言,他们当然希望响应时间越长越好,工程师的级别越高越好,工时也是越多越好,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服务费用。而北京高院则从甲方的角度出发,愿望正好和乙方相反。王岚生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其实这就像卖猪肉,有瘦肉、有肥肉,还要搭配上五花肉,尽量做到利益(营养)均衡。甲方和乙方反复沟通,尽量让每一方都满意,最后做到谁也离不开谁,捆绑在一起良性发展。” 运维管理就是一个博弈,即让甲方付出更小的成本,又要满足乙方合理的利益需求。

在长达两年多的前期调研和沟通的基础上,北京高院最终确定了8个大类163个信息服务产品,结合ITIL服务级别管理方法,精细化梳理定义了1980个具体协议要求。每一项都具体到了响应时间、服务标准、人工、工时等。这种严格的定义确保了服务质量,也为以后服务绩效考核奠定了基础。

王岚生认为,运维服务外包是以系统信息流为引导,以服务信息应用为目标。利用专业公司的技术、智力、人力等资源,结合ITIL实践方法论,但又不能照搬,走中国化道路让ITIL落地,最终形成具有实用价值、可量化、可管理、可评估的信息服务“产品”,促进信息得到有效应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出现硬件故障需要更换,这也是属于外包的范围之内,技术处只看系统的健康状况,不再为琐碎的日常管理所烦恼。

为6000名法官

随时服务

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管理中心机房位于办公楼的7层,这里提供一站式的信息技术支撑服务,可接听全市三级法院6000名法官的电话、传真、邮件、短信、即时消息等类型的服务请求,对受理的信息进行记录、分类、分发。

王岚生演示了服务流程: 他在办公室用座机拨通了69800的服务电话,立即在服务台显示出拨叫电话的位置、房间号以及用户名。工作人员熟练操作屏幕按键,可对服务请求进行分类记录,如文档、短信和电子邮箱、工作录音归档整理等,还可调出王岚生在2006年最早的一次服务请求电话录音。

这是北京高院以110服务平台为标准所建立的信息服务系统,又根据实际需求,更改了系统,定义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技术处作为运维工作的战略决策层,行使运维工作中管理决策的职能。外包运维厂商组成运维委员会,随时沟通并确定服务台工作人员。

王岚生介绍说: “这个服务台正在建设运维管理知识库,已经积累了3万余条数据,为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和质量,不断提高效率提供了有效支撑。”目前,该服务台年电话量在8000次左右,大部分是来自终端的硬件需求。而系统方面的问题,早已经被解决了,这正是运维服务外包的优点所在: 早发现问题,确保运维健康运转,保障系统和业务之间的高度融合,而不是像“救火员”那样紧急灭火。

王岚生站在中心机房,看着大屏幕上各法院实时的庭审视频说: “如果系统发生故障,我不自己动手去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岗位责任制,弄清楚事故原因。进一步完善落实岗位管理责任制度,防止同样的问题再次发生。”有了精细化管理制度负责处理日常技术难题,有了完善的运维服务外包体系在后台运作,王岚生的确可以做到“高枕无忧”了。

王岚生总结说,信息化运维工作一般经过三个阶段: 一是辅助业务阶段,运维工作主要是以设备维修、保障系统正常运行为工作目标; 二是全面支撑业务阶段,运维工作以服务信息应用为目标,并负责生成和整合信息内容与业务工作融合; 三是与业务深度融合阶段,信息化与业务深度融合,信息资源得到全面共享,运维工作以信息资源全社会共享为工作目标。

王岚生认为,北京高院的运维服务处于两级半这个阶段,下一阶段将重点推进法院信息资源为全社会共享服务。

采访手记

超脱技术

2008年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在北京高院实地调研考察后,总结了八个字: “深度融合,精细管理”,这是对北京高院信息化应用和运维服务外包工作的充分肯定。

面对记者的采访,王岚生毫无保留,又是演示又是讲解,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像这样把经验分享出去。外地来的“取经团”、行业内的专家学者,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到详细的资料介绍。在王岚生看来,管理的快乐还在于分享,在于把自己的理念和经验传播出去。“管理的精髓都固化在我脑子里了,这些东西是拿不走的。”王岚生说。

王岚生介绍,在此之前,他们的团队卧薪尝胆,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默默无闻地研讨推进这件事情。在获得实践的肯定之后,才对外公布。是什么促使技术处持之以恒地推进,是什么促使他们想到服务外包这种方式?“除了坚持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还要确保有一些好的人才。”王岚生说。

从某种程度上说,设备维修、服务外包也来源于王岚生的生活经历。他曾经是知青,上山下乡期间,爱好无线电,修好了几千台家电设备。这种爱好引导着他的工作。过去20年中,他进入过机械厂、五金公司、广播电视局、公安局等单位,一直从事家电和广播电视设备维修技术工作,直到调入北京高院从事通信业务,又开始和信息化打交道。他把对无线电的爱好转变成为对信息化的钻研,“只有掌握了信息化才能感受到轻松”。但他又不是技术论的痴迷者,能从管理层面深刻理解信息化建设和运维服务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也只有这样,做一个信息化管理者才能超脱,才能从烦琐的事物中解脱出来。

归根结底,王岚生对信息化的管理方法是粗中有细,他不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类型的信息化主管,但他能做到“举重若轻”,这主要来源于他对信息系统的足够了解,对信息化运维服务外包模式的成功应用。(文/吴玉征)

作者:吴玉征 许泳

 楼主| 发表于 2010-8-5 08:13:0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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