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var(--ft-editor-color,#c3c3c3)]来源:红与绿
[color=var(--ft-abstract-color,#3d3c3c)]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成功是可以自我繁殖的,并与成功次数成正比。如果一个人赢了一次,那么他还将会赢得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
托马斯·斯坦利和威廉·丹科合著的《邻家的百万富翁》是我在十多年前阅读过的书。这本书揭示了一代美国人所谓的致富秘密。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访谈10000名有钱人,讲述了美国富翁从未有人讲过的故事,展示了百万富翁的现实生活图景,打破了人们对百万富翁的神秘感。有趣的是,这本书中的百万富翁不是那些被新闻媒体津津乐道的奇才,而是依靠普通收入的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就生活在各个普通的小区里,住在普通人的周围,而普通人却不知道他们就是富翁。
一在美国,挣很多的钱要比积累很多财富来得容易,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是百万富翁。在这些百万富翁家庭中,95%是由夫妇构成的,丈夫所创造的收入会超过家庭总收入80%以上。这些百万富翁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都很节俭,重视投资,对消费价格敏感,不会把钱花在购买一辆新车、一幢别墅或其他金钱陷阱上。与高档生活相比,他们更加努力追求财务自由。即使哪天不工作了,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仍然可以供他们悠闲地终老。他们当中有一些只是低收入来源者,不过他们也是财富积累的能手,始终保持入大于出,日积月累,最后也成为富翁,实现了财务自由。
邻家的百万富翁几乎都对投资一丝不苟、目标明确。在他们家庭的每年收入中,平均有20%用于投资,投资的项目包括上市买卖的股票和共同基金。他们当中79%的人会拥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经纪公司账户,但最后真正做出投资决策的,还是他们自己。他们会购入股权,投资于私人企业内的资产,平均可以占到他们家庭财富总额的21%左右。不过,他们很少卖出,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做长期投资的。对于长期投资,他们会平均地增加砝码、进行必要的风险估算。他们会认为,如果把全部家产都投进去,那就是在赌博而不是投资。
在这些百万富翁中,很少有人能靠遗产继承、高层职位,甚至良好的学识去积累财富。他们的财富多半是辛勤工作、坚持积蓄、多入少出的结果。他们都是积累了几十年甚至一生才成为百万富翁的。看起来暴富在什么时候什么国度都是一种偶然。因此斯坦利感叹说,如果你每年都有不错的收入,但都花完了,你并不会变得富有,你只是生活水平高而已;财富是靠你所积累的,而不是靠你所花费的。这本书完全打破我们过去对于在美国人如何变得富裕的错误看法,过去我们可能总是以为,他们是因为高收入才变得富有的。
理查德·罗素( Richard Russell )从1958年就开始写作《道氏理论通讯》。这份通讯创下了投资业由一个人持续出版时间最长的记录。他的每日通讯充满了从经验中得来的睿智,其中的一些见解与斯坦利和丹科相映成趣。罗素认为,在投资领域,富有的投资者与小人物、业余炒家相比,享有一个主要优势,那就是他们不需要市场,其原因在于他们已经拥有自己的收入。债券、基金、股票以及房地产,都在源源不断地生钱。换句话说,他们从来不会感受到在市场中“要赚钱”的压力。
理查德·罗素观察到,富有的投资者往往是价值专家。当债券低廉,收益率高得让人无法抗拒时,他们买入债券;当股票价格便宜,收益很吸引人时,他们买入股票;当房地产价值突显时,买入房地产——总是把钱投入到那些很有价值的地方。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地方可供投资,他们就等待,直到出现一个好的投资项目。而那些小人物、业余炒家总是感觉到“要赚钱”的压力,总是迫使努力市场“做点儿什么”。对价值一无所知,因此总是买得太贵。不懂复利的威力,也不懂钱,而且经常陷入债务当中。最终,把钱浪费在了市场,或者亏在了赌博中。
二斯坦利、丹科以及罗素的观点或许充满了真知灼见。但有意思的是,有人不这么看。大名鼎鼎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希勒说,《邻家的百万富翁》在1996年出版后,在《纽约时报》精装畅销书排行榜上足足占据了88周的时间,在《时代》平装畅销书排行榜上也稳居前列,销量超过了100万册。希勒承认,对于绝大多数不储蓄的人而言,如果读了这本书后,能够增加储蓄确实是件好事情。
不过,希勒认为,这本书出版的时间大有问题,那时正是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期。书中那些细致而生动的故事,很能打动读者的心。人们总是对于那些耐心赚钱而不受市场波动影响的人产生强烈的崇拜,人们也总是大肆宣扬那些百万富翁不会将钱财兑现用于消费。这又恰好为延续那时的牛市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道德地位”。因为有了这样的道德定位,持有股票的行为被看成是负责任的、聪明的或正常的表现。言外之意,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股市的“非理性繁荣”。看起来这本书确实出版得不是时候。
最有意思的是纳西姆·塔勒布,他批评《邻家的百万富翁》是一本“谬误百出但读来有趣的书”,因为它“试图找出富人常见的一些特质”。他说,这两位“专家”检视了一群目前有钱的人,发现这些人不可能过着奢华的生活,因此他们被称为“聚财者”,就是愿意延后消费以便累聚钱财的人。
但是,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却来自“简单但有违的事实”。这个事实是,这些人看起来比较不可能像是非常有钱的人。如果是有钱的人,他们的生活就会很花时间,找时间去买时髦的衣服,熟悉波多尔葡萄酒、认识昂贵的舞厅。因为所有这些费时甚多,因而无法将心力放在真正该放的地方,所以就可以累聚财富。因此这本书给塔勒布的启示就是,外表看起来不像是有钱人的人,最有可能是巨富。反之,那些言谈举止看起来很有钱的人,则财富流失很快,且难以扭转。
塔勒布不觉得累聚财富有什么值得歌颂的地方。“尤其如果一个人笨到不懂得靠财富获取一些有形利益更是如此;除非他经常数钱而感到其乐无穷。”塔勒布声称他可不想成为像沃伦·巴菲特那样的亿万富翁,“而牺牲个人嗜好、知性的愉悦以及平常的生活品质”。他说,“如果必须养成斯巴达,甚至更穷酸的习惯,一直住在首次购买的简陋屋子里,我看不出成为巴菲特有什么意义。”因此,盛赞巴菲特那么富有,生活却如此俭朴,塔勒布“不懂得是为了什么”。如果俭省度日是最终的目标,那么巴菲特“应该去当僧侣或社会工作者”。
塔勒布告诫我们应该记住,“致富纯粹是自利,不是社会行为。”因为资本主义的优点在于社会能够善用人们的贪婪,而不是他们的善行。所以不需要颂扬这种贪婪为一种道德或知性成就。塔勒布说,除了索罗斯等极少数例外,他对有钱人缺乏好感,因为成为有钱人不是一种道德成就。
塔勒布说那些“聚财者”,愿意延后消费以便累聚钱财,把省下来的钱拿去投资,“这种策略无可否认或许能够奏效”。但是这种好处“似乎言过其实”。细读这本书的论点,他们的样本包含了“双重幸存者偏差”。也就是说,“他们是错上加错”。
三“双重幸存者偏差”中的“幸存者偏差”是一个统计陷阱,它会非常残酷地在统计中起作用。比如,当统计一个投资类型的业绩时,10年中某个地区的基金行业取得5%的利润。你可能不知道,在这其中有多少基金并没有在考虑范围,没有给这个统计数据贡献不好的业绩。因为它们已经被清除出局了,导致亏损最多的基金没有包括在内,剩下来的当然都是运营“良好”的基金。根据研究时间的长短,这样做会对投资价值增值高估0.4%-1%。
同样的,某种股票指数一般接受的是最大的和最成功的企业,而那些发展不好的企业则会被踢出指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股票指数中,只反映了成功企业的价值成长,而排除了那些失败企业的价值成长。如果有人说,在过去20年间某种指数增加了4个百分点,这对整个股票市场运行情况来说并没有什么说服力。更没有意义的是,如果你在20年前购买的几个当时处于股票指数内的股票,那么现在你能获取多少的利润呢?而当你试图准备战胜这个指数时,其中的真实性又有多少呢?
某个基金名列第一,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这个基金有多好。相反,这有可能意味着这个基金在下一年度不再占据第一。因为第一的位置只是一个正面的异常情况,紧跟着就会回归到令人悲伤的平均值,也就是“均值回归”。这个论点普遍适用于上一年度某种投资产品超过平均值的情况。这并不是超过平均水平的能力的证明,而可能纯粹是一种偶然取得的顶尖成绩。这就是说,我们最好不要去信任排行榜的获胜者,因为在下一年度它令人失望的概率是相当高的。这其实是涉及了“小数定律”的问题。
某个基金连续三年战胜市场很可能就是偶然的。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要得出隐藏在背后的推论,3年的时间显然太短了。按照大数定律,我们赋予排行榜太大的意义了。随机抽样的范围越大,就越接近于理论上正确的结果,反之则反是。
所谓的“双重幸存者偏差”中的第一重偏差是,作者没有试着去修正他们的统计学,在他们富人的样本里只看到赢家。他们没有提及累聚错误东西的聚财者,比如努力积攒即将贬值的货币,以及后来破产的公司股票,也看不到他们提及有心人是因为幸运才能投资致富。
“双重幸存者偏差”的第二重偏差属于归纳法的问题。他们的题材专注于历史上不寻常的事件,如果接受他们的论点,就等于接受资产价值目前的报酬不变。纳西姆·塔勒布举例说,1929年股市大崩溃前,投资者也是普遍这么认为的。当2004年纳西姆·塔勒布在撰写《随机致富的傻瓜》那本书的时候,资产价格出现了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多头市场,资产价值激升。如果在1982年投资1美元买股票,那么到2004年可以增长约20倍,这还只是一般股票而已。几乎所有的人都能从资产价格的膨胀中赚到钱。但是,在市场涨势没有那么强劲的期间,运用相同策略投资的人,最后获得的成果肯定不同。
假如那本书写于1982年或1935年,那么其内容就绝对不一样。在1982年,股票价值得经过通货膨胀的长久侵蚀;而在1935年之前,人们又对股票市场的兴趣索然寡味。假如美国股市不是唯一的投资渠道,这些聚财者把钱省下来,不去买昂贵的玩具或度假滑雪,而是像纳西姆·塔勒布的祖父那样买黎巴嫩的国库券,或者是像纳西姆·塔勒布的同行那样向迈克尔·米尔肯买垃圾债券,他们的命运将如何?再把历史往前推,假如这些聚财者像纳西姆·塔勒布的曾祖父那样买有沙皇尼古拉二世签名的俄罗斯帝国债券,或者是买20世纪30年代的阿根廷不动产,那么下场将如何?
最后的结论是,“我们经历的现实只是所有可能出现的随机历史中的一个”, 但是,“我们却误将它当做最具代表性的,忘了还有其他可能性”。简言之,幸存者偏差就是指“表现最好的最容易被看见”,而输家却没有现身。这种错误连专业人士也不例外,有时甚至更为严重。
沃伦·巴菲特曾在1984年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发表了那次著名演讲。如果依据纳西姆·塔勒布的思想,巴菲特在演讲时列举出格雷厄姆-多德部落里的那九位“居民”,也绝对是有问题的。因为巴菲特所列举的仍然只是“最具代表性的”,而忘了“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典型的就像老虎基金的朱利安·罗伯逊那样的价值投资者——看起来怎么也像是一个“双重存活者偏差”。
四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对于成功的理解也有了新的诠释。拉斯洛·巴拉巴西在他的《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中创立了真正的成功学,揭开了成功的神秘面纱,让我们可以用科学的眼光审视成功。巴拉巴西将成功定义为“我们从所属社团中争取来的回报”。他的成功定律就是如何理解成功的问题,并不是谈论成功的故事。
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显示,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大量数据表明,一旦一个人获得第一次成功,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获得成功。这是一个秘诀,来自奖励的无意识转移。成功是可以自我繁殖的,并与成功次数成正比。如果一个人赢了一次,那么他还将会赢得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
成功最能被普遍接受的衡量标准,恰恰可能就是财富,而幂律可以描述财富的分布。幂律分布告诉我们,为什么世界上最富有的8个人,其财富总额比全世界收入靠后的50%的人加起来的财富还要多。大多数人只属于99%,就像满天繁星。超级明星仅仅是少数极其耀眼、能被人们看见的那1%,他们掌握了“富者愈富”马太效应之门的钥匙,收获着似乎取之不尽的财富。而随着网络的普及,成功的差距就会在现代社会中进一步放大。幂律分布有助于拓展我们对成功的界定:成功是无界的。这就完美地诠释了能力表现和成功之间的不均衡关系。
查理·芒格曾在2007年西科金融股东会上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辉煌的成功或惨痛的失败总是由众多因素的合力造成的。人类社会错综复杂,巨大的成败背后总是存在合奏效应,沃伦·巴菲特的成功也不例外。这个观点与巴拉巴西的成功定义基本吻合。
查理·芒格分析了巴菲特成功背后的各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头脑。巴菲特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没聪明到能蒙眼下国际象棋车轮战的程度,但他确实天生聪明。巴菲特是个聪明的人,但他取得的成就超越了他的聪明程度。第二个因素:巴菲特对投资有强烈的兴趣。没有强烈的兴趣,不可能走向成功。第三个因素:巴菲特起步早。大概从10岁起,巴菲特就对投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功是时间累积出来的,起步早,当然有优势。第四个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巴菲特是一台高效的学习机器,他活到老学到老。查理·芒格见证了巴菲特走向成功的整个过程。毫不夸张地说,在伯克希尔早期,巴菲特已经掌握了大量投资知识,但是如果他在伯克希尔早期就停止了学习,他绝对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大的成就。
伯克希尔·哈撒韦如此成功,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伯克希尔·哈撒韦主要是巴菲特个人智慧的结晶。这是伯克希尔·哈撒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心理学中有个“强化效应”的概念。无论做什么,不断得到强化,所有人都能做得更好。如果每次做得好都能得到奖励,人们会越做越好,沃伦·巴菲特也不例外。
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邻家的百万富翁》中“百万富翁”,那么它可能依旧是一本好书。非但如此,它还是一本生活的教科书。许多人就是因为读过这本书,才永远地改变了对什么才是“富裕”的观念,从而让自己的生活有所借鉴,知道了怎样做才更有可能变得富裕起来。我们对“幸存者偏差”深信不疑,但我们也不会否定巴拉巴西的成功定律、能够破解宇宙奥秘的幂律分布法则,以及查理·芒格对巴菲特成功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