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租暴涨生活成本大 北上广白领捞一票就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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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蜗居”和“蚁族”，是形容2009年城市新移民生存状态最贴切的词，那么“逃离北上广”似乎诠释了2010年他们新的生命之旅。

　　如果单纯从字面上来理解，“北上广”只是三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但在更深的层面来看，“北上广”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崛起的超大规模城市的缩影，它意味着实现梦想的机会、展示自我的平台，但同样意味着拥挤的资源和艰辛的奋斗之路。

　　2010，“北漂”已经不是一种时髦，“逃离北上广”成了引领风尚的流行话题。

　　⊙记者 秦菲菲 ○编辑 衡道庆

　　别了，唐家岭

　　从“二次逃离”到“一次逃离”

　　唐家岭是北京最著名的“蚁族”聚居地。这里真正被关注是因为2010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造访唐家岭，目睹了一对蚁族兄弟的住宿情况，并且在听了他们自己创作的“蚁族之歌”后感动地流下眼泪。此后，仿佛一夜之间，唐家岭被推到聚光灯下。其实，唐家岭只是北京“蚁族”生活的一个缩影，这样的地方在北京为数不少。

　　12月的北京，天气阴冷。记者来到位于圆明园附近的福缘门村。通往村里深处的是一条很窄的小巷，巷子的两旁有很多低矮的红砖房。这些房子大多都是一层高的，外形没有任何特色。而且，大多数房间都没有窗户。

　　租住这样普通的房间，除了一张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床外，房东是不愿提供其他额外家具的。房客也乐得省心——毕竟，住这样简易的房间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房租。

　　类似这样的场景，并非只在拆迁前的唐家岭才可以看到。北京上地附近青龙桥一带，西苑一带，中央党校东墙的坡上村一带，与国贸的双子大厦仅一墙之隔的后方，都布满了这样的城中村，这样的外来人口聚集地。

　　中国社科院人事教育局局长潘晨光主编的《中国人才蓝皮书(2010)》称，目前北京地区保守估计“蚁族”有10万人以上，上海、武汉、广州、西安、重庆、太原、郑州、南京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据初步分析，全国“蚁族”人数将在百万以上。

　　而随着“蚁族”渐入公众视野，旧村改造的步伐也在加快。今年北京启动了包括唐家岭村、夏家胡同村等50个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改造工程，并限期完成整治。今日唐家岭，已不复往昔景象。

　　福缘门村也在被改造的行列。有村民对记者说，今年出租房屋的生意没有往年好，新来的客人很少，旧的主顾也在渐渐搬离。他们有的搬到其他地方，有的可能已经离开了北京。

　　从“二次逃离”到“一次逃离”

　　2007年本科毕业于北京一所理工院校会计学专业的刘泽一在求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受挫后，选择到北京一家民营会计事务所做审计工作。

　　他对记者说，最初一年，12个月有9个月在外地出差，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吃的比猪还差，干的比牛还累。”他如此形容自己当时的工作状况。这样辛辛苦苦一个月下来，税后收入为5000多元，除去吃、穿、住、行各种开销后，到月底依然所剩无几。

　　最终迫使他离开的直接导火索是他母亲的到来。远离家乡的刘泽一一直对家人说自己在北京过得不错，和朋友合租房子，工作忙碌充实。直到思儿心切的母亲到北京后，发现儿子所谓的“合租房”只是由两居室中的厨房改造而成，里面非常局促，仅容得下一张单人床和简易衣橱等家具。房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交错分布的各种管道。

　　在祖辈人心中，孩子能有机会跨进大学的门槛就是“有出息”。可眼下，大学毕业后的孩子过的竟是这种生活，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母亲当时就受不了了，流着眼泪说，“儿子回家吧！”刘泽一略带羞赧地对记者说，这最终推动他毅然决然地踏上离京返乡的路。

　　其实，有着类似想法的可能不在少数。某招聘网站对7000多名白领的调查显示，八成白领有逃离“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念头。

　　当记者问及，有没有注意到“逃离北上广”这一现象时，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一位研究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有！”他笑称：“压力太大了，要是有合适的机会，我也会离开的。”

　　在这些超大城市“漂”过一段时间，而后在各种压力下逃离的人们被称为“二次逃离”。除此之外，记者注意到，“一次逃离”（即毕业后马上离开）的现象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那些曾经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未毕业时就从不同渠道预感到面临的压力，因而在毕业的一刻，选择离开。“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豪言壮语正在消退。

　　在北京某高校日前举办的招聘会上，记者发现不少外省企业已经将触角深入。和此前几年不同的是，他们吸引了相当多即将走出校园的年轻人驻足。招聘方整齐划一的住宅楼、颇有吸引力的福利规划，不时引来一片赞叹。在山西某大型国企招聘展台前，几位学生详细询问相关职位的具体要求、发展空间。两个男生在相互打趣：“要不我们一起去好了，至少不愁买房了。”

　　这种现象在两年前还并不多见。当时“北上广”的毕业生初次就业选择离开的比例远低于当下。从被动离开到主动撤离，在生活压力面前，年轻人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

　　在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看来，在各种生活压力面前，即将离开校园的大学生开始降低目标和预期，很多人开始放弃“一定要先留下来”的想法。

　　生活不能承受之重

　　在造成人们“逃离北上广”的各种因素中，房价毫无疑问是第一推手。一份网络调查数据显示，有54.7%的人选择“逃离”是因为飞涨的房价；31%的“逃离者”是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9.8%的人认为，在一线城市生活“幸福性价比”太低。

　　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房地产绿皮书》显示，据测算，2010年前两个季度，我国绝大多数城市住房支付能力指数（反映城镇居民家庭购买存量住房的能力）持续下降。其中，北京的住房支付能力指数最低，深圳、上海、杭州、广州的支付能力指数也较低。

　　其实，即使不借助统计部门的数字，我们也能很直观地感受到部分城市的高房价所带来的冲击。

　　眼前的小江是个漂亮能干的女孩。曾经在全国主持人大赛中获得过第二名，目前在国内某知名门户网站做主持人。

　　然而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小江却也有着颇多无奈。和众多年轻人一样，小江也是“租房族”，每月工资6000多元，除去房租和各种生活开销，经常是所剩无几。“我租房子的时候，房东还主动把1600元的房租降到1400元，因为房子里面的水管又生锈坏了。”说完她自我解嘲地笑了笑。

　　主持财经栏目的她，天天工作时谈着房价，下班后则条件反射似地想要逃避这个话题，“越来越厌倦谈论这个话题，有一天我也逃离北京算了。”

　　房价之外，还有各种烦恼。英国《经济学人》援引某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上班族每天在上班路上（单程）花费的时间领先全球。中国上班族每天平均有42分钟用在上班路上，排在第二的印度人需要39分钟，而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只需22分钟。另据统计，欧美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平均上班时间为27分钟。

　　对于上述统计数据，“北上广”不少上班族表示，其实远不止42分钟。在广州上班的小云对记者说，由于住的太远，要一大清早去赶公交车上班。正常的话路上需要70分钟左右，“如果遇到汽车追尾等事故出现交通堵塞，那迟到是无疑的了。”

　　还有户籍制度的掣肘。网上一篇题为《中国政法大学老师一封给女儿的信：等爸有钱了给你办美国户口》的热帖，曾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师翟继光在帖子中叙述了在北京给孩子办户口的经历，让不少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深有同感：在大城市上个户口，怎就这样难？

　　下一站，幸福

　　“逃离北上广”之后，下一站奔向何方？

　　一个选择是重返故里。记者注意到，做出这种选择的，往往是家乡本身有较好发展条件的或者是家庭条件较好的。

　　典型的如成都、重庆，这些城市曾经对“北上广”输出了大量人口，随着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这些地区已经能为人们提供不亚于外出打工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吸引力。

　　在四川的“十二五”规划中，特别提到要做好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目前已经有富士康等企业开始回迁内地，这些企业内迁不仅给内地带来了新的产业发展机遇，更引领了一轮人口的回流。

　　一些家庭条件较好的年轻人，回乡后虽然个人发展空间相对“北上广”会小一些，但是生活压力和购房压力会小很多，也能过上相对轻松的生活。

　　原本“沪漂”的小齐日前终于回到家乡的省会城市。她对记者说，以前最怕的是每年回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当年自己在班里算是成绩优秀的，考到上海一所知名大学，毕业后有一个还算安稳的工作，“但过了两年，每次聚会都感觉自己是‘被可怜’的对象。”

　　“原本是被羡慕的对象，现在总要忍受同情的眼光。”小齐郁闷地说，“特别是眼看着很多高中同学都结婚、生小孩了，我这个‘大龄剩女’，每次回家都能被家人的口水淹死。”

　　终于在父母和同学的一轮轮“轰炸”下，她回到了家乡的省会城市，当上了公务员。在经过几次相亲后，嫁给了一个感觉比较靠谱的男人，买了房和车，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以前不甘心回来，总觉得出去了再回来是件丢脸的事情，好像混不下去了。现在看，真是浪费了几年时间。生活合不合心就像鞋子合不合脚，不要管别人怎么说，自己舒服就好。”小齐已经很想得通了。不过，有时也难免会怀念“沪漂”时那段充满忙碌和斗志的生活。

　　而那些“逃离北上广”后未返乡的人，很多开始了围绕“北上广”的生活。许多人走出上海后，无论是北进到苏州还是南下到温州、台州，都处在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辐射圈内。这个辐射圈还包括无锡、杭州、绍兴、南通等二、三线城市。一些人虽然离开了上海，但是还在这个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圈内经营着自己的生活，而且，小日子会过得更加惬意。

　　在珠三角，当地便捷的轨道交通，连通了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离开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后，人们可以住在周围的县城或者小镇里，生活也很便利。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表示，“退居二线”，无论是从人的个性化发展还是从人才自由流动的角度来看，这种转移都是符合潮流的。另一方面，人口的这种流动不仅缓解了大城市的交通等压力，客观上也为二、三线城市的发现提供了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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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六成一线城市白领打算“逃离北上广”某人力资源服务商今年6月做网上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工作的公司白领中，近六成表示有离开这些城市的打算。59％的白领有离开的打算，另有11％的白领已经有离开的行动为何要离开？

　　今年5月，卢先生和妻子双双辞去北京的工作，到长春生活。他们夫妻俩月薪1.6万，如果在北京贷款买一套80平方米的二手房，不养孩子也要20年还完。

　　调查显示，因房价太高、消费水平高、工作压力等原因，近六成白领想逃离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专家表示，这将成为一种新趋势。 “总感觉这里不属于自己”

　　卢先生现在在一汽集团一家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妻子在一家大型企业当会计。

　　“也挣扎了很长时间。”卢先生说，“毕竟很多人都梦想在首都北京扎根。可压力太大，心里总是不踏实。总觉得这里不属于自己。”

　　卢先生2005年大学毕业，到北京找到一份工作。2008年，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去年结婚，两个人一直租房住。

　　卢先生在北京是一家外企的工程师，月薪1万多。妻子每月收入六千多，在北京不算少。但这五年过去了，他省吃俭用，还是买不起房子。“房价蹭蹭往上蹿，原来每平方米七八千还嫌贵。现在北京四环、五环以外的房价，也得2万多一平方米。可是，工资却没怎么长。”

　　卢先生说，以他现在的经济情况，想要买个80平方米的二手房，在不养孩子的情况下，起码也需要20年还完。

　　因此，他和妻子回到老家长春。现在夫妻俩每月工资一共8000元。“压力感觉要小了很多，我们手头上还有些积蓄，马上就打算买房了。”

　　夫妻俩工资降低了一半，那房价相差多少呢？在长春，一套普通的二手房每平方米大约5500元~6000元，一套80平方米的二手房大约为44万~48万元。而同样的房子，同样的地段，北京的房价要在160万~180万元之间。长春的房价不到北京的1/3。

　　近六成白领想离开一线城市

　　白领逃离一线城市，是个别现象，还是一种趋势？昨日，记者咨询了吉林省人才交流开发中心主任姬国海。他介绍，我省目前还没有专门统计，“不过，从我省与外省交流时了解到的情况看，确实有这种趋势。”姬国海肯定地说。

　　国内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商的网络调查结果表明，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的公司，59％的白领有离开的打算，另有11％的白领已经有离开的行动。被调查者中，大专以上学历占91％。调查还显示，公司白领工作、生活在一线城市的时间越长，想要离开的愿望就越强烈。而白领选择离开一线城市的主要原因包括：这个城市难以融入、房价太高、消费水平高、工作压力大及竞争激烈。

　　大城市优秀人才将被重用

　　一家美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主管刘女士表示，前些年，从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回来找工作的优秀人才几乎没有，除非派猎头公司专门去挖。但从去年开始，就有从北京和广州回来的人去他们公司任职。

　　她表示，公司用人主要看能力，大城市职场的竞争激烈，打拼三五年，经验和能力肯定已经历练得很不错了。这样的人一般是会得到重用的。

　　另一家德国公司的人事主管李女士表示，今年年初招了一位从北京回来的员工，非常敬业，做事很专业，效率很高。现在已经是小头目了。工资并不比她在北京少多少。李女士表示，“一线城市回来的白领，只要专业对口，很容易找到工作。”

　　避免人才浪费 促进二线城市发展

　　吉林省人才交流开发中心主任姬国海介绍说，白领逃离一线城市的现象，总体上说利大于弊。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曾经吸引无数人才，造成人才积压和浪费，而离开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才的浪费。

　　另一方面，我国二线以下的城市人才需求量很大，如果更多的人才流向那里，会助推二线以下城市发展。

　　姬国海说，许多人才开始从省会城市向各市、县流动。而吉林省人才交流开发中心正在做这方面的数据统计，以作为政策调整方面的依据。 本报记者 艾灵 ■延伸

　　“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 北京、上海、广州全落榜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却集体“落榜”。

　　任远介绍说，城市化过程中“移民”环境恶化，有着一定的人口学背景。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新出生人口数从1600万增加到2500万，这种递增趋势，使社会竞争逐年加剧，教育、卫生、就业和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不断增大。

　　青年人到底该选择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呢？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建议，青年人不管是“逃离北上广”，还是坚守“北上广”、“奔向北上广”，都应该建立在对城市环境和自身发展的理性选择基础上。过去那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心往一线城市奔的择业观开始松动，发展机会、收入水平、社会福利等成了青年择业时综合考虑的因素。

　　创业明星马云没有坚持在一线城市上海发展，而将创业和发展的地点选在二线城市杭州，正是出于对自身发展的理性判断。 ■心态 世界这么大，心安即是家

　　一线城市是江湖，二线城市是道场； 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 一线城市拼智商，二线城市靠情商； 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

　　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 一线城市适合青春前5年，二线城市适合青春后5年； 一线城市让人见世面，二线城市让人拓视野；

　　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 一线城市有文化，二线城市有闲情； 一线城市是“漂之城”，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

　　世界这么大，心安即是家。“给我生活，地方随便”。 有一套书，就叫《逃离北上广》，一共三册，分别叫《北京太势利》、《上海太昂贵》、《广东太竞争》。

　　在《北京太势利》中有这样的内容，颇能表现“外地人”在无奈中挣扎的心态：

　　“难以想象，当你分别花上两个多小时堵在上下班的途中，却还要遭遇频频上涨的油价；当你因为‘外地人’的身份，勉强可以接种甲流疫苗，却还被告知必须得排在所有‘北京人’的后面；到了月底，你眼睁睁看着房贷划去了工资卡的一大半，却还要为是否能排队交上孩子的择校费而焦急时，你还会信任这座城市吗？有6个问题是这些‘外地人’心中的痛：户籍是道坎儿、社会是个圈儿、蚁族是枚子儿、楼高有个限儿、交通没个谱儿、身边缺个伴儿。”